20世纪前半期是越南和日本两国之间关系（包括民间关系和官方关系）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其间，越日两国相互之间实现了从间接了解到直接了解的转变，相互间的认识也由模糊变得日益清晰起来。民间的交往空前活跃。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对仍处于法国殖民者铁蹄之下的越南人民的民族独立斗争表示了同情和支持，而越南革命者特别是知识分子也把日本作为越南走强国富民之路的榜样，云集日本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然而，作为一个姗姗来迟的帝国主义国家，随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恶性膨胀。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其对华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越南侵略扩张的阴谋，并且最终取代法国殖民者，将越南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使越南成为东南亚地区“不仅是被日本夺取的第一个殖民地，而且也是唯一一个未使用大规模武力就夺取了的欧洲殖民地”，[①]前后对越南实施了约达4年的法西斯统治，直至1945年8月战败投降。
    一、越南与日本关系的开端
    日本和越南同属亚洲国家，但两国之间远隔千山万水，交往极不方便。因此，直至历史的车轮驶入17世纪，欧洲人已经把罪恶的魔爪伸向越南这片圣洁的土地之时，越日两国相互之间的认识也还十分模糊。双方间主要是通过中国这个中介，通过中国僧人与日本僧人和越南僧人的交流以及中国典籍的书面记载而相互认识的。
    越南与日本之间从间接认识走向直接认识始于19世纪末期。日本对越南了解的增多，是日本明治维新，打开国门，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急欲对外扩张的需要，而越南对日本了解的增多，则是随着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强盛起来之后，越南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救国救民榜样，急于了解的结果。
    1.早期越南人对日本的认识
    越南人对日本的认识，是19世纪末叶以后才逐渐清晰起来的。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经济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至19世纪末叶已成为亚洲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因而成为亚洲民族主义者们学习走强国富民之路本领的榜样。中国、朝鲜、越南、菲律宾、泰国以及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慕名前往日本留学。
    给予越南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深刻印象，造成巨大震动并树立了日本在越南人心目中崇高形象，以致后来在越南形成大批亲日派的是这样一件事：1905年，越南最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潘周桢（Phan Chu Trinh，1872-1926）等人听说有一支俄国舰队与日本海军打了一仗之后驶入越南金兰湾休整。于是，他们特意租了一条船出海去看看这支钢铁舰队。这些西方技术和力量集中体现的庞然大物给了他们深刻印象。但是，当后来他们得知这35艘军舰中的32艘在对马海峡被日本人击沉时，他们又为日本人强大的军事力量惊呆了。[②]日俄战争以日本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越南爱国志士大为振奋。从此，他们对日本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把日本视为亚洲经济和科技进步的“领头羊”。他们推崇日本为“黄种老大哥”，视日本为维持“东方精神”之地，并致力于去寻找日本经验中可以借鉴来为其民族独立斗争服务的东西。[③]他们殷切希望这位“老大哥”能把自己这个小弟弟从白种人的压迫下拯救出来。[④]
    潘佩珠（Phan Boi Chou，1867-1940）作为越南近代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领袖，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位把越南人民对日本的认识从间接认识推向直接认识的人，也是使越南人民对日本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人。潘氏在本世纪初就亲自深入日本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从事革命活动并组织了称之为“东游运动”的越南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赴日留学运动，结束了越南人民通过中介、通过书本来了解日本的时代，转入直接深入日本社会去了解、认识日本的时代。此后，潘氏又通过深入研究和了解，由对日本的盲目崇拜到最终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嘴脸，进而得出了“日本是亚洲所有国家最危险的敌人”[⑤]的论断。
    为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潘佩珠等民族主义者早在1904年建立了革命组织维新会，提出了“驱逐法贼，恢复越南”的战斗口号并立即拟订了出洋留学计划。
    1905年初，潘佩珠等人首批取道中国赴日，揭开了“东游运动”的序幕。同年4月，潘氏到达上海，5月抵达东京，到达日本后，他首先花了一个夏天与梁启超等旅日中国民族主义者和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及前首相大隈重信、进步党总裁大养毅以及福岛、宫崎等日本政治家交往，研究日本现代经济和政治，探讨越南革命的道路和前途等问题。他还把日本作为越南革命者活动的中心和大后方，积极争取国际上对越南独立斗争的支持，并以著书立说，发表文章和与国内通信等方式指导越南国内的革命斗争。其间，他在东京写了《越南亡国史》一书，在梁启超等中国立宪派的刊物《新民报》上刊登。他还不断向国内寄宣传材料以鼓舞人民斗志，如将自己写的《提醒国民歌》和《海外血泪书》等作品寄回国。
    旅日期间，潘佩珠曾两度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进行笔谈（1906年），相互探讨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的问题。[⑥]尽管两位革命者存在一些不同看法，[⑦]但他们利用日本作为两国革命者自由交流的场地，通过交流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为两国革命力量的相互支持奠定了良好基础。
    潘佩珠等越南革命志士在日本的革命活动，极大地影响了越南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他们纷纷投身到“东游运动”中去。越南国内一时掀起了赴日留学的高潮。1905年至1908年的短短三年间，越南留日学生总数就达到200人之多，他们有的进入日本振武学校等军事学校，有的进入同文书院等文化学校。[⑧]就连潘周桢这位在越南国内影响很大的爱国知识分子也受“东游运动”的影响，于1906年赴日考察并与潘佩珠会谈。但是，他俩因观点不同，最终未能走到一起。
    1907年，旅日越南留学生还在越南成立了“越南公宪会”，推举强砥[⑨]为会长，潘佩珠任总理，共同领导旅日越南学生，开展抗法救国斗争。
    潘佩珠旅居日本三年，“东游运动”搞了三年。三年的旅日活动既宣传了越南，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国际社会对越南民族独立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又利用日本作为大本营，聚集了一批革命力量，培养和造就了一支革命队伍，提高了斗争水平，同时还将越南人民对日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提高到了理性认识。
    事实上，日本人对潘佩珠和强砥亲王领导的越南民族主义运动给予支持，允许他们在日本从事反法活动，其最终目的是要在越南民族主义者中培植亲日势力。随着旅日越南学生的不断增多和其在日本从事反法活动的日益公开化，日法两国之间的一桩肮脏交易也在酝酿并最终于1908年10月出台：法国政府以向日本政府提供3亿法郎的贷款为条件，要求日本承认法国对其亚洲法属殖民地的拥有权并取消对越南民族主义者的支持。[⑩]为了得到这3亿法郎的贷款，日本人很快就出卖了以潘佩珠为首的越南革命者。1908年10月“法日协定”签署后，日本政府下令解散东游组织和驱逐潘佩珠、强砥出境，[①①]驱逐所有在日本领土上的越南人。
    “东游运动”被日法两个帝国主义联合绞杀了。1909年初，潘佩珠和强砥等被迫离开日本，到中国和暹罗另辟活动基地。法日勾结共同对付越南革命者，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潘佩珠也最终认识到：“日本是亚洲所有国家最危险的敌人”。[①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