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太平洋战争前期的越日关系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越日关系，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1941年12月8日-1945年3月9日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殖民者联合对越南实施统治的时期，二是：1945年3月9日日军发动“三·九政变”，取代法国人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对越南实施直接统治时期。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12月8日清晨，日本派遣军头目召见法国驻印支总督德古，通知他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并要求他保证不做任何妨碍日军行动的事，否则日军将接管整个印度支那，取法国而代之。经过一整天讨论之后，日法双方于12月9日达成协议，法国殖民当局同意不反对日本出兵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并保证将印度支那的资源供日本人支配，而日方则再次重申承认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主权和行政管理责任。[②③]从此，法国殖民者进一步被牢牢地拴在了日本法西斯的战车之上，成为日本法西斯镇压、统治、掠夺和剥削越南人民的帮凶，直至1945年3月9日，才被日本占领当局作为一个无用的合作伙伴而一脚踢开。
    然而包括德古总督在内的一些法国人后来却恬不知耻地狡辩说日军并没有占领越南，日军只是“驻扎”在这个国家。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保持着自己的军队，那末这个国家就没有被占领；如果它的政府和整个管理机器照常运转，如果它的整个服务部门特别是警察和保安部队仍坚定地掌握在主权者手中，那末这个国家就没有亡国。[②④]
    在从1940年9月22日至1945年3月9日的约4年半期间，日、法两个帝国主义联合对越南实施统治，越南人民同时遭受着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双重压迫。这一期间在越南问题上，日法关系相当微妙。法国殖民者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以贝当--德古为首，代表财政寡头、矿主、庄园主的利益，他们试图与日本的利益合在一起，甘愿充当日本法西斯的奴才。另一派代表工业资本家的利益，主张在美、英的庇荫下，追随戴高乐，暗中与英美联络，进行秘密反日活动，试图维持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利益。为此，他们于1942年在越南成立了一个叫做“自由法国”的秘密抵抗组织，并于1944年初与盟军建立了无线电联系，为其提供情报。[②⑤]
    尽管法国贝当政府甘当日本在越南的鹰犬，但总体来说日法之间仍存在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又互持戒心，双方各自在越南人中争夺势力范围和建立组织，扶植、拉拢亲日派或亲法派。[②⑥]
    在经济上，法国殖民当局慑于日本占领军的威力，在满足日军的经济要求的同时，也想方设法维持自己在越南的经济利益，最主要的就是增加税收，大肆搜括越南民众，将日法两国的经济掠夺全部转嫁到越南人民头上。因此，太平洋战争期间，尽管法国殖民当局要支付日军巨额驻军费，忍受日军变相经济掠夺，但他们并未吃亏，反而有不少人发了横财。正如德古总督自吹的：战争期间，在印度支那没有一家法国企业和商业倒闭。[②⑦]
    在法日合作4年之后，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日本占领军对法国人越来越不放心。日法合作已走到尽头。
    3.日法火并与日本法西斯对越南的直接统治
    1945年初，战场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盟军进入了反攻阶段。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日本法西斯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对于自己的前途怀着一种恐慌不安的情绪。日军则深恐法军从背后对它进行袭击。同时，美军已在菲律宾登陆，切断了日本在南洋的交通线。日本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使越南直接为自己的侵略战争效力，试图取消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机构，直接控制越南。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看到越盟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企图在形式上承认越南“独立”，利用给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部分统治权的办法来迷惑越南人民，削弱革命力量。在此背景下，日本法西斯在越南的驻军以“试图为反攻的盟军作内应”为借口，于1945年3月9日发动军事政变（史称“三·九政变”，亦称“日法火并”），踢开法国殖民者，独揽越南大权。
    对于这次政变，在越南人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高台教、和好教、大越党以及光复会等亲日的民族主义者把它看成是一次“越南革命”，是日本人帮助他们获得独立的一个举措。于是，当日军对法军采取军事行动时，许多人欣喜若狂。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手持竹棍和绳索，帮助日军捕捉那些试图逃跑的法国人。[②⑧]他们盼望日本人把从法国人手中夺取的权力尽快转交给他们。政变发生后，要求独立的呼声席卷越南全国各大、中城市和城镇，并波及许多农村。一些亲日知识分子兴高采烈，到处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然而几天以后，他们逐渐失望了，日本人不但未给他们以独立，反而采取措施收缴越南起义者所执的棍棒，并于3月19日逼迫亲法的范琼内阁辞职，于4月17日建立了以亲日的陈重金为首的傀儡内阁。而与此同时，以印支共产党为领导的越南革命者则在政变之前就已作出正确预测并公开声明，法日之间在越南的争吵不可避免，日本人很可能踢开法国独掌越南大权；日本人发动军事政变不可能导致越南人真正获得独立，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既赶走法国殖民者，也赶走日本法西斯，才能赢得越南的真正独立。
    陈重金政府成立后，成为一个地道的由日本人直接操纵的傀儡政府。这届内阁不设国防部，军事大权由日军直接掌握。日军为蒙骗、拉拢越南人，允许新内阁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宣布废除与法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布越南人民有建立工会的权利，有结社、集会的自由，提出“清除贪官污吏”的口号等。但是，无论日本法西斯施展何种伎俩，都只能是在作垂死挣扎而已。
    三、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法西斯对越南实施统治的方式和结果
    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后，越南人民开始遭受日本法西斯和法国殖民者的双重压迫。为牢固地控制越南，使之有效地为日本法西斯发动的“大东亚战争”服务，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占领当局对越南采取了以下主要统治方式：
    一是有限制地利用法国殖民政权来间接对越南实施统治。
    日本法西斯在占领越南后仍允许法国殖民政权继续存在。日本法西斯作为新来的统治者，比起法国殖民者来更凶残、更贪得无厌。法国殖民者成为日本法西斯的“御用工具”，从越南主人的地位降至奴才的地位。在越南人民面前，他们作威作福，伙同日本人极尽敲榨勒索之能事；在日本人面前，他们则卑躬屈膝，一副奴才相。尽管如此，日本人对这个奴才仍不放心，时时予以警惕。一方面，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比如在各级政权机构派遣“顾问”，时时以武力相威胁等）加强对法国殖民政权的监控。日军占领越南后，法国殖民政府每年都要拱手向日本占领军缴纳大笔占领费，其数目逐年增加，1940年为600万越元，1942年达到8500万越元。从1940年9月至1945年3月，殖民政府上缴日本占领军的占领费总额达到7.2亿越元。[②⑨]1945年3月9日日军取代法国占领后，还从法国印度支那银行的储蓄中攫取了7.8亿披亚斯。[③⑩]
    二是培植亲日势力，挑拨法国殖民者与越南人民之间的关系，使其相互
    制约，以达其控制越南之目的。
    日本人一直注意利用在越南南部很有影响的高台教和和好教来牵制法国人。例如，1941年8月当法国驻印支总督德古试图逮捕范公祚和其他5位高台教领袖时，日本人却为其提供避难所。1944年，日本人与高台教达成协议，由日本军人对其300多名高台教徒进行军事训练，鼓励其开展反法活动。和好教也与日本人暗中建立了密切关系。1942年，和好教领袖萤富朔被法国人流放至老挝，是日本人把他解救出来的。[③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