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剥削比西欧沉重。在通常情况下，中西农民所受地主的剥削大体相当，而中国农民对地主较少人身依附关系，人身比较自由，并可获得小块土地成为自耕农，其地位优于西欧农奴。但是，土地买卖也可使自耕农丧失土地成为佃农，甚至失去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成为流民。流民实际上是佃农的后备军。这种后备军的大量存在，在任何时候都妨碍了农民同地主的经济斗争，是地主不可能把地租定得相当于农民剩余劳动的制约机制，因为地主即使将租佃条件定得非常苛刻，也不愁找不到佃户。这便造成佃农的部分必要劳动也被剥削掉。“田主之收十六七”有之，“坐享七成之利”有之，剥削量有达八成者。因此，“贫民富户，多不相得，富者欺贫，贫者忌富。一遇饥馑，初犹抢米，再之劫富，再之公然哨聚为盗。”〔7〕西欧的土地分封， 最终“它要求把小块土地分给农奴”〔8 〕。农奴和土地都是封建主的财产。若农奴劳累而死或者逃亡，便构成了封建主财产的重大损失。保证农奴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和繁衍后代，是封建主的根本利益所在。故对农奴的剥削必须固定在一定的“惯例”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农奴生活有保障”〔9〕，不会经常发动起义来反对封建主。
    中国农民受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西欧农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受此种剥削。中国自然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小农户。一个家庭不能生产全部生活必需品，要出卖部分产品换回不能生产的东西；加之土地买卖，便使农民经常陷入商人高利贷者的毒手。青黄不接之际，高利贷者更是猖狂，他们“春放秋收，子或敌母”〔10〕。有的还乘人之危，“举放利债，藉此准折地亩”〔11〕，兼并农民的土地。西欧自然经济的基本单位是封建庄园。农奴的生活必需品基本可不依赖市场；加之，土地不能买卖，使农奴能在较长时期避开了商人高利贷者的剥削，生活比较稳定，较少造反。十四世纪以后，庄园瓦解，商人高利贷者参与对农奴的剥削，农民生活急剧恶化，西欧才爆发较多、较大的农民起义。
    由此可见，农民战争之所以发生，除了封建的政治压迫而外，主要是由于农民所受剥削过度。这个“度”便是剥削量要限制在农民的剩余劳动范围内。若农民的必要劳动也被剥削了，便使他们无法生存而揭竿起义。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使农民身受封建国家，地主和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沉重剥削。这种剥削常同时将全国农民逼到死亡线上，只得经常地，大范围内地起来造反。西欧农民在很长时期，只受封建主的剥削，较少受到国家和商人高利贷者的直接剥削。且不同封建主的剥削量有轻有重，不可能经常造成全国范围农民状况的同步恶化。故西欧农民起义次数少，规模小。
    农民虽然处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社会的全部重负都压在他们身上，“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12〕中西封建社会的农民都具有这种狭隘性，但中国农民有西欧农民很难得到的克服这种狭隘性的条件。中国农民受到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府敲骨吸髓的剥削，理所当然地要认皇帝为他们的死敌。比起西欧农民把各自的领主作为敌人的情况，斗争的目标更为统一，易于在大范围内集合阶级队伍。中国农民经常被集中起来为国家服苦役，比西欧农民为各自的领主服役，更容易联络感情，组织队伍。中国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破产成为流民，社会上经常有流民群存在。比起西欧破产农民被城市消化，基本无流民群的情况来，巨大的流民群实际上是一触即发的起义队伍。中国农民要服兵役，是军队的基本成员。比西欧农民被排挤在兵役之外，更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中国的自然经济单位是小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比西欧农民局限于庄园之内更为广泛，更有利于农民开阔视野，克服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狭隘性。中国土地买卖使破产地主不断降到农民的行列。比西欧贵族世袭的情况，更有可能在农民中拥有文化素养和政治经验的组织者。这些条件造成中国农民战争的水平大大高于西欧。不难看出，中西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诸多差异，根源于两者封建经济结构的差异。
    二、中西农民战争比较研究的误区
    十六世纪以后，当中国仍然在封建制度下徘徊时，西欧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方面迅速超过了中国，中国则无可挽回地降到了被动、挨打的后进地位。这一残酷的历史现实使人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处在“停滞”、“僵化”、“静止”状态中，究其原因便是农民战争次数太多、规模太大、斗争太激烈。
    最先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停滞、静止状态的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他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认为“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13〕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共产国际和中国一些人士曾进行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中，有人开始把中国社会“停滞”与农民战争挂起勾来。苏联学者最先把中国社会停滞与农民战争挂勾。如坎托罗维亚认为，“具有明显的土匪性和破坏性”的人民起义是使中国社会“处于停滞僵化状态”的根源。〔14〕不久，中国人也开始持类似的观点。王礼锡是最早把“间歇性的农民暴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停滞的重要原因的中国学者之一〔15〕。三十年代，有人主张“历史循环论”。其中，莫非斯、陈高镛等人认为是农民暴动的周期性破坏，造成了历史的循环。如莫非斯写道：“循环的原因，完全由于农民暴动。”〔16〕针对这些观点，1939年，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当时论战中提出的一些不科学的观点作了正面回答，否定了把中国社会停滞归罪于农民战争的观点。他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7〕这一结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18〕列宁也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唯一的直接动力。”〔19〕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肯定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一般是指新旧社会更替时期阶级斗争的“助产婆”的作用。恩格斯专门论述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也没有提出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认为，“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的起义都是从乡村中爆发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20〕毛泽东肯定农民的阶级斗争是封建社会本身发展的动力，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新旧社会更替助产婆的阶级斗争学说，加入了许多新内容。此后，虽然仍然还有人不时提出农民战争破坏论，但这种观点却越来越少了。因为这种观点本身的致命弱点在于，把本来不存在的事物（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静止、僵化）强加于农民战争身上。中国封建社会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绝对不是停滞、静止、僵化的，而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活力的一种社会形态。举世公认，中国人在封建社会时期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封建文明，它不仅拥有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而且科学技术成就也超过了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正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很有活力，才在世界上保持了将近两千年的先进地位。农民战争使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静止、僵化之说，是一明显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