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为国本”
    植木枝盛的自由民权政治思想的基点是“民为国本”观念。在其早期论文《开化二基》（1875年3月）中， 曾谈及所谓“开化”有“国家之开化”与“人心之开化”之分，但“人民为本，国家为末”〔8 〕。只是因为文章短小，未能对此充分展开。在1879年出版的代表作《民权自由论》中，植木枝盛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民为国本”观念与自由民权的关系。他说：“民为国本”〔9〕。从国家结构论上说， “所谓国乃是人民集合而成者”〔10〕；从国家发生论上说，国家“决非由政府而成，亦非凭君而立”〔11〕。其历史证据是“自古以来，纵使没有国王，有民也能形成国。但有王无民而有国的地方却不存在，也根本没有无民而自始便称王者”〔12〕。其理论依据则是“《尚书》云‘民惟邦本’，《帝范》亦有‘民者邦之先’，且《孟子》亦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3〕而正因为“民是本，国因民而成”，所以“国无论何时均应凭民、重民、尊民”〔14〕。植木枝盛的“民为国本”观念虽然来自儒家的民本思想〔15〕，但同时又批判了中国古代的专制独裁政治，如隋文帝所说的“普天之下皆朕臣妾”和《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还批判了中国古代把“治国”视为“牧民”的说法〔16〕。对于当时有些日本论者“以政府为天”的说法，他针锋相对地指出：“以政府为天者，所谓知有政府而不知有人民者也。若进一步言之，则为政府之奴隶者也，亦可怜哉。”“故吾侪只希望日本人民脱却以政府为天之陋习，大加自省，真诚谋求可得国会之实之道路。”〔17〕植木枝盛的“民为国本”思想，虽未曾直接使用“主权在民”或“人民主权”这样的表述，但于1882年3月至5月，他曾在《高知新闻》上连载过一篇题为《国家主权论》的文章。其中认为，唯有主权属于国家全体，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家主权，主权既不属于君主，也不属于政府和国会。而每个国民，作为“独立社会中之独立分子，即作为组织其国之根本元素者，皆必掌握主权之一分。”〔18〕他提出的国家由人民集聚而成，主权属于国家全体，每一国民均掌握“主权之一分”的命题，可以说已近似地表达了“主权属于人民”的思想。植木枝盛便是这样，以“民为国本”观念为桥梁，通过批判民本与古代民本思想相辅相成的君主专制主义，将民本思想之精华分解出来，从而走向了近代民主思想。
    从“民为国本”这一基点出发，国家应如何“重民、尊民”？植木枝盛认为至少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维护“作为国本之人民的自主自由”；二是制定“作为国之大纲的宪法”〔19〕。
    植木枝盛1880年发表的《民权自由论二编甲号》，广泛引用美国宪法、1791年的法国宪法、荷兰宪法、1850年的普鲁士建国法、1831年的比利时宪法、英国大宪章等，对“人民的自主自由”权利内容作了详细阐述〔20〕。他把人民的自由权利分为下列几项：
    （一）私人方面
    1.保全生命的自由权
    2.人生的自由权（包括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交通、居住和进行其它活动的自由权，又称“心身”动作的自由权）
    3.财产的自由权
    （二）公权方面
    1.参政权
    2.向政府请愿权
    3.向政府诉讼权
    4.向政府建议权
    5.充任官吏权
    6.受政府保护权
    从“民为国本”这一基点出发，植木枝盛还认为，作为“国之大纲”或“根本律法”的宪法，也应由组成国家的人民来制定。他说：“国若为万人相合而成者，若不确定相合而立的宪法亦难治”〔21〕。在1880年-1881年间，民间共提出了40余部宪法草案。1881年8月， 植木枝盛也草拟了一份《日本国国宪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的抵抗权和革命权思想。在他起草的宪法草案初稿中曾有这样一条：“政府以威力擅恣暴虐时，人民得以兵力抵抗之。”〔22〕以后这条虽被修改，但其宪法草案还有下列表达人民抵抗权与革命权的条目，如第64条：“日本人民有权抵抗一切非法行为。”第70条：“政府违背国家宪法时，日本人民有权不服从之。”第71条“政府官吏压制人民时，日本人民有权排斥之。”第72条：“政府恣意破坏国家宪法，摧残人民之自由权利，违背建国之宗旨时，日本国民有权推翻现政府，另建新政府。”〔23〕植木枝盛提倡的人民抵抗权与革命权理论，不仅表现了对于明治启蒙思想的超越，而且成为当时自由民权运动反政府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在日本民主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自由民权运动受挫之后，这种人民抵抗权与革命权思想便销声匿迹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才得以复活。这一历史行程，更加表明了植木枝盛的人民抵抗权与革命权思想之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