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儒家的重民思想（或民本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植木枝盛自由民权政治思想的起点，并与西方的人民主权思想和权利规定再结构，重组为具有东方色彩的民主主义思想，还因为儒家的重民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确有相似或可以沟通之处，此即对“民情”、“民意”或“公意”的重视。固然，如同前引的诸多论者所述，儒家的重民思想（或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即儒家的重民思想（或民本思想）完全没有人民主权思想以及与之俱存的公民权利观念。《孟子》虽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0〕，“得其民，斯得天下矣”〔41〕，以为民心之向背即“民情”如何，能影响君主权力的存失，表达了他的重视“民情”、“民意”的重民思想。但是，全体人民并非主权者，“民情”也不能直接参与政权的予夺，最终的决定权仍在于超越者“天”的同意，即取决于“天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42〕，“民情”不过是“天意”的指示器，最后还是“顺天者存，逆天者亡”〔43〕，因而，许多学者指出从重民（或民本）思想中不能直接引出现代民主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人民主权学说，也蕴涵着对于“民情”、“民意”的重视，例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第2卷第1章便认为，人民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而“公意”则是人民主权的体现〔44〕。因而，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中江兆民在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日译本名为《民约译解》）时，便将卢梭所说的“公意”译为“公志”，又引用《孟子·告子上》，将“公志”解释为“众人之所同然”。有时，中江兆民还以“人情”、“民情”去解释“公意”〔45〕。甚至说“民权”、“自由”、“平等”等“理义”，“此理在汉土孟轲、柳宗元亦早觑破之，非欧美之专有也”〔46〕。植木枝盛和中江兆民的自由民权思想都表明，正因为儒家的重民思想（或民本思想）和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均有重视“民情”、“民意”、“公意”的一面，儒家的重民思想（或民本思想）才有可能成为通向近代民主主义的桥梁，并融入其中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从儒家的重民理论中抛弃超越者“天”，进而通过设定政治机构与程序来反映“民情”、“公意”，以及保证“民情”、“公意”的执行，并根据“民情”、“公意”决定政府权力之予夺，便可实现人民主权，即是民主。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于“民情”或“公意”的重视，可谓儒家重民思想与近代民主理论的结合点。植木枝盛和中江兆民的自由民权政治思想，便是其典型例证。
    三、《尊人说》
    植木枝盛的从“民为国本”出发的自由民权政治思想，亦有其哲学依据。其哲学可称为“人类至上主义”。植木枝盛的人类至上主义哲学的主要论据则来自中日两国儒学的“心学”一派。
    早在1876年10月写成的《思想论》一文中，植木枝盛即已十分重视人的“思想”的力量，他说：“天赋我以思想之力，许我以其自由。故吾人思想无制限隔域。一身一家之事固无须论，一国亦不足，一洲亦不足，我太阳系亦不足，各恒星亦不足，至各星团，全部造化之所在，皆我思想之管下也。我思想此至广极大之上之领主也，抑亦尊哉。”〔47〕不过，这时的植木枝盛还多少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尚未否定神（即“上帝”）的存在。他说，人是“位于上帝与禽兽之中而生活于天地间之一种动物”〔48〕。而且，如同上述，他还认为“思想之力”是“天”赋予的。
    在1878年8 月写成的未定稿《尊人说》中，植木枝盛已否认神的存在，认为只有人，才是天地宇宙间至高无上的存在。他引用法国大革命之际流行的说法：“人即神也。宇宙之间，人类之外，无至尊之神，人类之至尊无须藉他力。”〔49〕而且，他还否认了“天”的至尊地位。他说：“夫寰宇之里，何为最大乎？曰人为最大也。乾坤之间，哪为最重乎？曰人为最重。”〔50〕他批评儒学的“三才”论把天、地、人并列起来是错误的，说：“天虽巨，不若人心之大也。地虽厚，不若人身之重也。自古学者既将人参于天地，以称之为三才。然其实人则可特上一等，何得比列于天地？”〔51〕他认为天地“虽大且广，亦万物中一物耳”〔52〕。在文中，他列举了《尚书·泰誓》、《孟子》、《孝经》、张载、陆象山、薛瑄、欧阳起鸣等人的论述，以证明己说之不虚。例如，他引证了中国元代儒者欧阳起鸣的大段文章，其中便说：“夫天地万物至大者，身尤大也”〔53〕。他在1877年12月底开始写的题为《无天杂录》札记，其宗旨便是“吾无天，以我为天。夫吾，天地之纪元，万物之根本。天地有吾而后有天地。万物有吾而后有万物。大矣哉惟人”〔54〕。
    植木枝盛认为人之所以至大至重，是因为在天地万物中，只有人具有自主的、能动的创造能力。他说：“人乃自由之动物，无一不可为。”“人，自主也。人之命运、人之富贵，非人所自进取者，何耶？”〔55〕在《尊人说》中，他列举了作为人类物质文明产物的蒸汽机、火车、轮船、电报，作为人类精神文明产物的科学知识（如天文学、化学、医学、机械学等），乃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学，都是人之所为。至于人类的社会活动，如国家、世界、战争、太平，也都是人之所为。即他认为人是科学认知的主体与政治的主体。在列举上述例证后，他归纳说：“人也，实造天地世界也。人也，实作邦国文明也。”〔56〕其实，中国儒学的陆王“心学”和日本的阳明学早就提出过人为天地万物之中心的思想，例如王阳明即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