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绝对君主制的矛盾和限度
    资产阶级与绝对君主制在前期尽管也有矛盾，但基本上是互相支持、相得益彰的关系。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二者之间演变成直接的对立。绝对君主制变成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障碍。这主要是由于绝对君主制是一种封建性质的和过渡性的国家。它自身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和极限，使它不可能超越自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它的专制性质。绝对君主制是以君主个人专制权力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公共权力。君主个人权力是公共权力的界限。也就是说，它不能克服自身的封建性质。这样，一方面，国民是臣民，而不是公民。他们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君主把国家当作私人企业，任意决定税收和公私不分地处置财政收入。结果，臣民的人身自由和私人产权得不到完全的保障。
    其次是它的阶级性质。尽管绝对君主制不断地破坏原来的封建制度，但终究保留下大量的封建制度残余。它不能根本废除封建性的等级制度，反而要用新的形式来维护等级制度和贵族阶级的利益，因为贵族阶级毕竟是它的主要支柱。换言之，绝对君主制是贵族的最后一道防护壕。绝对君主制甚至不能彻底地打破地方的分裂状态，完全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
    绝对君主制的专制性质和阶级性质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正是由于绝对君主制本身的局限性，当资本主义得到较充分的发展后，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市民社会与绝对君主制这一政治上层建筑的矛盾就尖锐化了。资产阶级既反对其专制权力，也反对在其保护下或其与之妥协的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
    17、18世纪，英、法的绝对君主制先后被革命所颠覆。这两次革命充分揭示了绝对君主制的内在矛盾和限度，也反证了绝对君主制在欧洲向资本主义转变历史过程中所曾起过的正面作用。
    英法革命都起源于财政危机。从表面上看，十分有趣。斯图亚特王朝倒行逆施，强制征税，强行借贷，遭到反对，引起革命，但君主制立宪建立后，税赋的绝对额和占人均收入的比重都大大超过了革命前。路易十六则可以称得上是“开明君主”，屡次试图改革，而且是对特权等级开刀，但也引起了革命。更重要的是，前面所列举的绝对君主制的功绩不仅没有被革命所抹杀，而且在革命中和革命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英国的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并不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平定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起义，但是他们不能忍受绝对主义王权的治国方式。他们只有在自己也参与国家管理的条件下，才愿意拿出钱财给中央政府，而且他们要求监督钱财的使用，要求有权迫使政府如期地归还国债。这就是“无代表权不纳税”原则的含义所在。英国革命以后，有产者与国家的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首先，国王受到国会的制约。接着，1694年，威廉三世下令成立英格兰银行。国王和王后列名于1276名股东之首，其余股东均为伦敦商人。由银行借贷给政府。国王作为股东的私人身份也因此与作为政府元首的公共身份区别开了。由此，国家成为银行的债务人。资本家成为国家的债权人。立宪君主制取代绝对君主制，公共权力凌驾于君主个人权力之上。国家的公共性质更彻底了[①g]。
    当然，英国革命不仅是政体的改造，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扫除了社会经济领域封建制度的残余，如废除骑士领地制。
    法国革命是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入的程度上对英国革命的重演。
    法国贵族的反抗引发了大革命。贵族反抗的是君主的个人专制权力，但是他们绝没有想到自己打破了自己阶级的保护伞，使自己陷入灭顶之灾。这恰恰揭示了绝对君主制的专制性质和阶级性质的内在辩证联系。
    法国革命在扫除封建制度方面最为激烈。但是，法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绝对君主制没有和不能完成的工作的继续。例如，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改革者们对王权的批判，不仅针对其专横暴虐，而且针对其司法制度的混乱、软弱、低效。他们不是要求更少的惩罚，而是要求建立更有效的惩罚制度[②g]。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系统地制定法典。这既是对王权个人的统治的否定，也是对绝对君主制“法律-权力”原则的张扬。
    再如，拿破仑时期，法国的军事官僚机器进一步膨胀。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绝对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领主权利、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垄断以及地方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还阻碍着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地基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③g]
    俄国、普鲁士-德国、奥地利的绝对君主制也都是被革命扫出历史舞台的。它们的终结标志着一个国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基本完成。
    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整个社会都处于转变过程中。以往人们的研究往往只强调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封建政治上层建筑的矛盾与对立，而忽视在这一转变时期，政治上层建筑本身的变化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复杂关系。我们充分肯定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新的时代，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与过去时代的“彻底决裂”，而是在绝对君主制时代孕育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转变时期，不仅社会经济基础在发生变化，形成“过渡型社会结构”，而且政治上层建筑也发生变化，成为过渡型国家。欧洲典型的过渡型国家是绝对君主制。作为“过渡型国家”，它具有复杂的性质和功能。它不再是纯粹的封建政治权力，而是“半封建君主制”。它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乃至资本主义工业化。当然，它依然属于封建政治权力，它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条件。因此，对于转变时期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我们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对于绝对君主制这一过渡型国家，我们应给予全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