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综观日本奈良时代政治改革家吉备真备的一生，可概括为五个时期。他本人的思想观点在真备晚年的著作《私教类聚》里，曾有集中的反映和表述，通过对吉备真备同阿倍仲麻吕等人的比较，可以更深入地评析吉备真备。
    吉备真备生平的第一个时期（695-716年）是他的青少年时代。他出身于下级武官之家，自幼异常勤奋，是大学寮中的优秀生，直到22岁被选定为遣唐留学生。
    第二个时期（717-735年）是真备留学生的阶段。自23岁至41岁，留学共历19年，实际在唐是17年。此间，他钻研的领域甚广，从儒学、法律、礼仪、祭祀，直到军事、建筑，无所不包，对汉学从内容到数量领会极深，特别重视。他是日本在唐留学生之冠。
    第三个时期（735-749年）是真备41-55岁阶段。这段时间，真备曾任大学助，进行了教育和释奠的改革。他经历了广嗣之乱、宫廷的再三迁移，迁至恭仁京（京都府）、近江（滋贺县）的紫香乐以及难波（大阪府），最后在745年，辗转6年之后又迁回平城京（奈良）。期间，吉备真备同桔诸兄等始终陪伴圣武天皇。真备的官阶升晋虽有限，但还算进展较为顺利，受到天皇信任，着手进行了改革活动。
    第四个时期（749-764年1月）是吉备真备在九州任地方官和第二度遣唐活动时间，以及在太宰府任职的时代。这时他从55岁至70岁。这15年期间，真备一方面在受压的逆境中善于应付，表现了坚忍不拔的精神；另一方面，他自修筑怡土城起，在制订西征新罗计划和防御安史之乱可能危及日本等许多方面，充分显示了真备在军事方面的才能。他在九州对军队的培训和整顿方面多有建树。
    第五个时期（764-771年）真备从70岁至77岁，这时是任参议、右大臣的政治上最高峰阶段，也是他广泛深入推行政治改革的时期。真备被调回都城奈良后称病并未任督造东大寺的长官，他在迅速粉碎惠美押胜叛乱的斗争中有突出功勋。他奖励种麦、改革司法、删定律令，以及撰写《私教类聚》一书，均有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五个时期，可以看出吉备真备的生平，从青少年时代起，毕生都是辛勤、刻苦努力，充满爱国情感的。（一）他并非出身于藤原氏等豪门，也无显贵的姻亲关系，他凭的是个人的博学、才智和善于审时度势。他在九州处逆境时不灰心，对工作一丝不苟；平叛后不断擢升得意时不忘形，更坚持改革，不像法王道镜那样后来野心膨胀而遭贬。（二）他的一生无例外地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在政治上的浮沉，是靠机遇，靠天皇的赏识和器重。因为圣武天皇、孝谦女皇（后为称德天皇）对吉备真备的依靠和重用，他的才能得到了发挥。关键时刻，玄昉、大和长冈等人都曾与真备志同道合，相辅相成地工作。真备的成就同一些人的辅助分不开。（三）真备是中国盛唐文化向日本传播交流的重要使者，他第一次从日来华留学共历19年，第二次任遣唐副使又历4年之久，前后20余载，他带回日本的许多典籍、文物和器具，尤其是儒学、佛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深远，加速了封建化和社会的发展。
    吉备真备从中国带回的《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和测影铁尺等促进了日本的历法改革。唐朝的新历法--“太衍历”，在真备留学返日的28年后（763年）为日本政府所采用。690年（持统天皇四年），日本废掉通用的“仪风历”（即麟德历）[（26）]。
    中国隋唐时代的音乐对日本影响较大。中国《兰陵王破阵乐》传日后，其乐曲及舞蹈时用的假面等在日本长期留存。日本奈良的正仓院存有许多伎乐面（假面）和笛、琴、筝、阮咸（类似月琴）、唐琵琶等古乐器。真备带回的乐书、乐器扩大了唐乐在日的盛行和传播，尤其是他带回的武则天时的一本《乐书要录》，在中国久已失传，只有在日本保存下来这一珍本。
    此外，因为真备在唐留学时是围棋高手，传说围棋的棋盘、棋子最初都是真备从中国带到日本之后才传播开的。不过，此说尚有争议。吉备真备在任大学助时期，在大学中增设了音韵学新课。他重视矫正中国的吴音（中国江浙流行）而学用汉音（中国洛阳、长安一带的语音），则是事实。还有他利用汉字的偏旁和部首曾对创制日文字母“片假名”和“反切法”[（27）]起过重要作用，许多著述都论证过此事。
    吉备真备的子女共三人，即：长子泉、女儿由利和末子枚雄。767年时，泉为从五位下，由利是正四位上，末子枚雄升至从五位下，都分别仕于奈良政权。真备为了培养和训诫自己的子孙，而精心著述的《私教类聚》，集中地反映了吉备真备的思想观点。从真备在《私教类聚》中所引述的“今余已七十有六岁”来判断，此书是770年，即他已上奏请辞任职之后完成的。在洞院公贤著的《拾芥抄》中，载有《私教类聚》的目录，此书共有三十八项[（28）]，分项指出了子孙在一生中言行必遵的准则和要点。如：
    第一项：略示内外事，包括：“内外五戒”，即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外教五常”，即一仁不杀、二义不盗、三礼不邪、四智不妄、五信不乱。这里提倡的“五戒”，显然是佛教中之诫；而“五常”正是儒教主张的仁义礼智信内容。
    第十一至十三项中，强调的忠孝，相信佛法，是真备将儒学和佛学观点的糅合。
    第三十五至三十八项，提出的要重视医学、书算、学文和弓射习武，都是真备一贯提倡应用，尊重实学，强调文武兼备的思想。
    经过考证，《私教类聚》确属吉备真备本人的原作。其理由是：在《拾芥抄》中所见的目录与《私教类聚》的目录及内容份量完全一致，本书中表现出的思想正是奈良时代社会思潮的反映，本书著者通晓法律又熟谙当时的学制和教育，这一点非吉备真备所莫及，最重要之处还在于此书是以真备两度留唐期间在中国盛行的《颜氏家训》为范本而写作的。这本书尊儒学重佛法，强调忠孝、修身和务实，反对奢侈和贩鬻（卖官鬻爵）等，很受统治者赏识，是一本为封建主阶级培养人材很有价值和实用的书。综观吉备真备的一生，他在儒学、佛学、法律、礼仪、祭奠、筑城、军事等多方面颇有特长，在中日文化交流和日本史上的贡献是显著的。把真备同阿倍仲麻吕等人的异同点加以比较，更能深入地了解政治改革家吉备真备。
    吉备真备同阿倍仲麻吕两人都是播名中日、翘楚奈良的政治家。他俩赴唐留学前的情况类同，都是出身于下级官吏之家的青年，“性聪敏、好读书”[（29）]，到中国后均勤奋地“研覃经史，赅涉众艺。”[（30）]他们两个人都是爱国心切，牢记祖国的。如：真备在唐留学17年，一贯省吃俭用，尽心竭力去搜购祖国需要的文物、工具等，而阿倍仲麻吕虽在唐官职不断擢升，却多次要求返日回报国恩。他们俩人均因能干而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真备受圣武天皇、孝谦天皇（称德天皇）的重用，成为宠臣，最后指挥平叛，官居右大臣高位；阿倍仲麻吕侍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业绩显著，他以异国之人能任秘书监兼卫尉卿（从三品）直到担任掌实权的安南节度使要职，甚至死后还被追赠为潞州大都督，这都是常人所无的殊遇。把他俩和与他们同时赴唐的留学僧玄昉及大和长冈对比一下，更能说明问题。玄昉僧734年离唐回日时，也是“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泛海而还。”[（31）]他带回的经卷共5000余卷，而且因为他治愈圣武天皇的生母宫子皇太后的病，深得皇室的信任。但玄昉僧因发迹太快，与光明皇后关系过于密切，为人又锋芒太露，遭“时人恶之”，以致在745年被徙离中枢。他们的另一老同窗大和长冈，出身比真备高得多，其父曾任刑部少辅，又袭为国造，长冈留唐学习时成绩优秀，对日本皇室也忠心耿耿，但因他本人总忘不了出身于非凡的“国造”之家，“为政苛刻，吏民患之”，加上没有过硬的后台，也不如真备刻苦努力，故而直到80高龄，才晋升到正四位下，同真备的仕途官位相比，晚约20载[（32）]。
    就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两人之不同点而论，真备在被贬西陲，处于逆境时，他胸有城府和韬略，能屈能伸不外露。真备虽在政治改革的建树等方面有其专长，但在文采、诗文方面则比阿倍仲麻吕相差较大。在日本著名的文学作品集《怀凤藻》和《万叶集》中，真备既无诗，也无赋载入。而政治家兼文人阿倍仲麻吕则交游极广。他同唐代著名诗人名士李白、王维、储光羲、赵晔、包佶等均有密切交往，相互赠诗题词。
    阿倍仲麻吕（晁衡）入唐54载，业绩卓著，文采夺目，史料亦丰。我国史学界对他论述较多。但因关于吉备真备的史料奇缺，在《续日本纪》和《正仓院文书》中都没有列传、详叙过他。真备又从未写过自传[（33）]。所以尽管他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迄今我国从未发表过专门研究吉备真备的论文。本文只能算是对吉备真备初论的一篇，谫陋和论析不当之处，有待今后深化和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