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于处心积虑地推行对外扩张侵略政策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不啻是当头一棒。马关议和期间，日本政府以战胜者自居，不仅强行索取巨额赔款，而且要求割占领土，其气焰可谓嚣张之极。然而风云突变，三国干涉还辽，打乱了日本实现“东洋盟主”的迷梦。而对于沉浸在对中国战争胜利的狂热之中的日本社会，更“似被一种政治恐怖所袭击，惊愕之余而陷于沉郁，忧心忡忡，好比感到我国的要地即将受到三国炮击一般”。[42]然而这一事件给日本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却更多的是负面的、消极的，乃至是反动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因此痛定思痛，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放弃侵略政策，共建世界和平。相反，却在军国主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甚至把整个日本都推向了邪恶的战争。事件发生后，日本当局者的态度仍然十分嚣张，当时被称为属于对外强硬派的一些重要人物，在京都面晤伊藤总理谈到三国干涉事件时，伊藤曾说：“现在倾听高见，还不如与大炮商量”。[43]平素反对政府的党派，则把“一切屈辱、一切错误，完全归咎于政府的措施失当，对政府的外交大加责难。‘战争胜利、外交失败’这种攻击之声起于四方，这个反响直到目前仍在喧闹不休”。[44]有人甚至在议会上说，这是日本的“千古未有之大辱”。[45]日本很有影响的右翼报纸《日本》更以“卧薪尝胆”为题，连续发表文章，认为“战果丢掉了一半”。山县有朋则提出“战后经营策”，其中强调道：“过去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欲使此次战争之战果不致为乌有，并进而成为东洋盟主，则非谋求利益线之扩张不可”。[46]在“卧薪尝胆”的口号下，日本以俄国为假想敌，制定了十年扩军计划。每年军费开支维持在预算的40%左右，全部扩军预算约达两亿八千万元，其中约二亿元来自中国的赔款。陆军方面，增设六个师团，现役军人从1893年的七万人增加到十五万人。而由海军大臣西乡从道提出建立的旨在对付俄国或俄法、俄德、俄中联合舰队的“六六舰队”，其总吨位从六万二千余吨增至二十六万四千吨。为了加紧扩军备战，日本政府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及其与军事相关的钢铁、机械、造船、煤炭和铁路航运电信事业，从而使军事工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在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而金本位制的建立，又使日本经济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发展。从三国还辽事件的1895年至日俄战争爆发的1904年，日本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一倍。可以说，这十年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成倍增长时期。不过，由于这种“成倍增长”是以扩军备战为动力，基础十分脆弱。一方面，日本的生产力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资本输出能力十分薄弱，手工工场及落后的家庭手工业仍广泛存在；另一方面，却已出现了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并且积极参与分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正由于这一畸形发展的特点，使日本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俄国的外交在远东有两大目标：“把日本从大陆排斥出去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通过中国领土延伸下去。”[47]而沙俄联合德法迫使日本退还辽东，正是其为达到这两大目标的一个重要举措。干涉还辽的成功，加速了沙俄远东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并加剧与日本的激烈竞争，从而使得国际帝国主义在东北亚角逐，从此时起主要表现为日俄间的争夺和冲突。在沙俄加紧利用铁路和银行向中国东北扩展势力的同时，日本也积极利用朝鲜的“独立地位”，在朝鲜排挤亲俄势力。甲午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内阁就派遣内务相井上馨为驻朝公使。井上馨赴朝不久，即向朝鲜提出了所谓的二十条内政“改革纲领”，通过从朝鲜攫取修筑铁路、开放港口、租借海军要塞以及“保护电讯线路和海关特权”，旨在抢先“去控制朝鲜政府，”[48]即“抢先占领”朝鲜的战略要地，并进而迫使朝鲜逐步殖民地化，以达到独占的目的。但日本公使在1895年10月一手制造的“乙未政变”，引起列强的猜忌和不满。而沙俄则想趁机攫取出兵朝鲜的权利。1896年5月，日俄驻朝公使经过多次谈判，终于签订了《韦贝-小村备忘录》，明确规定：俄国有权在朝鲜拥有与日本同样数量的武装警卫队。在朝鲜“秩序恢复”之后，两国军队立即撤退。6月9日，俄日两国再次签订有关朝鲜问题的《洛巴诺夫-山县议定书》，其中规定：日俄在相互同意下，可以对朝鲜财政加以“援助”和“劝告”。[49]1897年俄国加紧对朝鲜的渗透，同时又企图以朝鲜为诱饵，采取“安抚”手段，诱使日本不反对它占领旅顺口；并阻止日本趁机占据朝鲜。日本政府对于俄国连续向朝鲜的渗透及对旅顺口的野心深感“愤懑”，一方面，向俄国表示抗议，另一方面，则提出了瓜分“满朝”的建议，即“对朝鲜提供意见和帮助的义务应由日本承担。倘若俄国赞同这一见解，日本政府则认为满洲及其沿海地区在日本利益和关注的范围之外。”[50]但既想占领旅顺又不肯放弃在朝鲜特殊地位的沙俄，自然不会同意的。1900年俄国在“保护”中东铁路的幌子下，强行占据了中国东三省，企图“使满洲变成布哈拉”。[51]沙俄企图一举实现南下的举措，更加剧了与日本的矛盾。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认为，对于沙俄的行动，单靠外交手段已无济于事，而只能以“大和魂”对付之。9月15日，他上奏道：“俄国不仅要吞并满洲，而且要吞并朝鲜的野心，业已到了毫不掩饰的程度……事已至此，以区区外交手段相对之，已属无益”。为此他请求天皇“赐决迅速商议讨俄”。[52]1896-1898年间，日本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先后与俄国政府达成三次协议。但随着日俄争夺东北亚矛盾在加剧，以及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争夺侵略权益的激化，“日俄协商”终于流产。日俄战争一触即发。
    日俄矛盾的日益激化，促使日本逐渐与英国相攀援，并最终缔结了日英同盟条约。日本考虑对外结盟，是从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时开始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使日本政府领导集团深刻地认识到：要推行“大陆政策”，单靠对华战争的胜利，而不同欧美列强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是难以维护和保证它的侵略权益的。1895年5月8日，驻俄公使西德就向陆奥建议：“我若有占领辽东半岛之意，并欲在朝鲜巩固我国势力，我国不仅需要有充实之军备，并须尽量乘机结交英国，以期日后得其助力”。[53]1901年，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在组阁时明确指出：“独力担当远东大局，实属困难，必须相机与欧洲某一国缔结某种协定”。[54]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提出，在俄英两强国之间，“拢络其中一国，使之成为我国的朋友，以打破他们的联合”。[55]为此，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军事上“卧薪尝胆”，准备十年的备战计划，等待时机，另一方面，则通过外交途径与欧洲强国结盟。由于日俄在朝鲜和中国东北问题上的矛盾，以及英国希望利用日本来牵制俄国南下的图谋，终于使日本与英国在1902年1月和5月先后签定了第一次同盟条约和军事协定。
    日英同盟条约的签定，对于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日本从此加入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联盟，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由于该条约获得德美等多数列强的支持，使得日本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而使俄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显得日渐孤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条约的成立，准备了日本对俄国的战争。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所说：“英日同盟虽然不是旨在策动日本政府走向极端，但它引起的、而且必然会引起的后果，是使日本感觉到它可以与它在远东的大敌进行较量，而不用担心欧洲会象上次那样进行干涉并夺去它的胜利果实。”[56]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以日俄双方为主的、背后有帝国主义结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演习战。通过日俄战争和此后订立的《朴次茅斯条约》，日本实现了对俄作战的目的：获得了独霸朝鲜的绝对权力；把中国辽东半岛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博得了令人惊异的胜利，取得了显著的报酬。日本获得了满洲及韩国制驭权，取得了旅大和库页岛南部，又因为击败俄国的海军而自然地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太平洋内除了英国之外，造成了任何国家也难以匹敌的优势”。[57]日俄战争后，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更加膨胀，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角逐，又在新的条件下开始了。
    日俄战争基本上解除了日本向大陆侵略扩张的主要障碍和敌手。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目标，此后就集中到如何霸占朝鲜以及如何控制其在中国东北所取得的优势地位上，在逐步完成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后，则是力图独霸满洲进而及于蒙古并在整个中国谋求“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