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言，考察经典作家笔下封建主义理论，涉及经典作家关于国家起源和社会形态的理论。因而本文有必要对此做如下小结：
    第一，在两位经典作家看来，由于原始社会残余有相当惊人的坚韧性和持久性，由于“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所导致的结果并不相同，“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50]。因而原始社会瓦解后，最初的国家产生的形式是一元多线论，即本质、规律相同，形式却丰富多彩。具体说，有亚细亚的、雅典的、罗马的、日耳曼的等国家产生的形式。而就日耳曼人国家产生形式而言，除典型的法兰克形式外，无疑还有西哥特式的、斯堪得那维亚式的。如果把视野扩大，显然还有斯巴达式的、雅利安式的和斯拉夫式的等等。但所有的最初的国家产生的形式，都与原始社会残余有惊人的密切关系，因而不可能在原始社会瓦解后，或者是奴隶制占主导地位，或者是农奴制占主导地位。[51]
    第二，列宁早在1894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肯定，俄国的农奴制是“封建的生产方式”[52]；1912年，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肯定，中国的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是“封建制度”[53]；1920年，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搞》中，把东方以地租剥削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压迫制度和剥削制度，都以“封建主义”一词来概括[54]。这说明，列宁笔下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笔下的“封建主义”有差别。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据此把封建制度分为领主封建所有制和地主封建所有制两大类型，显然也是正确的。或者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西欧封建社会的论述仍然是正确的，但对印度等地论述存在一些局限性。不过，他们关于印度等地原始社会残余有更惊人耐久性的论述并不过时。
    第三，至于日耳曼人的野蛮状态，在经典作家笔下显然不等于日耳曼因素，更具体点说，是日耳曼人的野蛮状态才使两种因素能够综合，并开始新起点。同样，讲日耳曼人野蛮状态的功劳，必须要以两种因素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因为，无罗马因素的北欧等国，封建化开始的很晚，同样，罗马因素相对强的西哥特、东哥特等地区，封建化进程同样缓慢。因此，两种因素的综合还需通过日耳曼人的野蛮状态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等作用才能实现。
    最后，我们有必要说明一下，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在前苏联发现虽早而重视不够。早在十月革命后第三年，列宁派达·波·梁赞诺夫去国外收集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他于1923年11月20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科学院做了关于这一任务完成情况的报告，他除了未提菲尔的材料外，对这些笔记都作了简要介绍。但以后对这些笔记迟迟没有公开发表。直到1941年，才发表了关于摩尔根的摘要。1958年，在《苏联东方学》杂志分三期发表了关于柯瓦列夫斯基的摘要。关于菲尔的短短四、五万字的摘要，也拖了三年（1964-1966年）才刊登完。梅恩和拉伯克的摘要，则拖到1975年。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况，是梁赞诺夫认为，这些材料“对马克思传记作家们”有用，表明马克思“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了扎扎实实、有条不紊的工作作风”。但梁赞诺夫表示，马克思晚年在高龄的情况下花那么多时间去系统地、详细地作摘记，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学究气”。[55]
    对斯大林写作《联共（布）党史》中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章后发表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忽视，正如英国学者E·霍布斯保姆所言，其“忽视是特别令人吃惊的”[56]。
    在我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是1985年发表的，但还缺菲尔的笔记。1987年，关于菲尔的笔记在《马列主义研究资料》杂志上分4期陆续刊登完。当然，关于摩尔根和柯瓦列夫斯基的笔记在这之前有过单行本发表。《马尔克》、《法兰克时代》、《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也比较早。不过，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对经典作家笔下的封建主义理论以及国家起源和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的讨论，难免存在一些局限性。尤其是对马克思从1870-1877年，整整7年不惜暂时中断他毕生心血结晶《资本论》的创作，去研究哈克斯特豪森和毛勒的有关原始社会的著作的动机，晚年又不顾年迈体衰，抱病去研究柯瓦列夫斯基和摩尔根等人的有关民族学笔记的动机，还未引起大多数学者的重视。
    显然，马克思的动机绝不是仅仅为了论证公有制先于私有制，去驳倒私有制永恒论的观点。因为启蒙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甚至像黑格尔这样的学者，都曾从不同角度自觉或不自觉地论证过公有制先于私有制，哈克斯特豪森和毛勒又早已用铁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更不是像梁赞诺夫所言，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学究气”。而是一种构拟创作宏伟巨著的计划，其中明显包括把重点从欧洲舞台转向范围更广的亚洲、非洲和美洲，从全球角度来强调原始社会残余的惊人的坚韧性和耐久性，从而进一步论证摩尔根的未来社会是氏族制度“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的观点，或论证他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所得出的结论。因此，以往认为的原始社会瓦解后，人类社会的前途只能或者是奴隶社会、或者是封建社会的流行观点，与经典作家的论述不完全符合，与历史逻辑和历史事实也有出入。因此，重新考察经典作家关于封建主义理论，以及国家起源和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仍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但也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因而本文的考察仅仅是初探性质，其中对经典作家有关理论的不准确的理解，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也就难以避免了。
    注释：
    [1]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下同）《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81、28页。
    [3]《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47-7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