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操纵内阁，控制议会。为了增强王权，实行专制统治，乔治三世还极力削弱自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时代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议会制度。1761年，他任命他的老师、具有浓厚忠君复古思想的布特为国务大臣，组成听命于国王的“国王之友内阁”。乔治三世“亲自遴选自己喜欢的内阁首相和大臣，恢复了国王的实际统治。”[36]从1761年10月到1770年1月这8年多的时间里，先后换了6名首相，平均每位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其中有三名是直接或间接地迫于国王的压力而辞职，辉格党首相罗金厄姆则被他直接罢免。1771年，“国王之友”中最忠实的一员诺斯被任命为首相后执政达12年之久。诺斯内阁对国王唯命是从。乔治三世在摆布内阁的同时还控制议会，他“把下院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37]。他亲自审阅议会的投票报告，并授意建立了一个专门收买议员的财政管理办事机构，“贿买成了比沃尔波尔或纽卡斯尔时代更加流行的现象”[38]。乔治三世正是通过种种卑鄙的手段控制着议会中的多数。
    乔治三世建立专断统治的结果，使“内阁政府被架空，大权落在国王和国王的亲信手里。英国再次进入灾难重重的年代。”[39]
    （三）大肆镇压激进派民主运动
    面对王权的迅速增长和贵族地主的嚣张气焰，伦敦资产阶级不甘示弱，率先反击。政论家、下院议员约翰·威尔克斯于1762年创办《北方不列颠人》报，4月23日，该报在45期发表了一篇匿名论文，抨击国王在议会中的讲话，谴责政府加强国王特权，否定议会作用的倾向，攻击“国王之友”是专制和腐败的帮办。乔治三世大怒，下令逮捕十名牵连者，并不顾议员不受逮捕的特权，将威尔克斯投入监狱，并搜查其住宅。
    “威尔克斯事件”发生后，伦敦资产阶级接连举行抗议游行，“威尔克斯与自由”成为激动人心的政治口号。面对高涨的激进派民主运动，国王操纵之下的议会多次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宣布威尔克斯的抨击是对国王和议会的“傲慢无礼、污蔑诽谤和侮辱咒骂”，是企图“离间人民对国王陛下的感情”，“煽动反对国王政府的叛乱”。并宣布议员不受逮捕的特权不适用于此类案件，下令公开焚毁《北方不列颠人》报[40]。威尔克斯为了免遭迫害而逃往巴黎。1764年初，下议院将他开除。法庭缺席判处他犯有煽动、诽谤和亵渎罪，并剥夺了他的公民权。1764年，威尔克斯回到伦敦，并被选为议员。但他再次被捕入狱。他连续三次被选为议员，但都被国王操纵下的议会剥夺其当选资格。国王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空前的示威和罢工运动。乔治三世杀气腾腾地说“血腥镇压是恢复顺从法律的唯一办法”[41]。5月10日，国王和政府调动军队到圣乔治广场，镇压聚会群众，制造了死伤数十人的“圣乔治广场大屠杀”。这场激进派的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
    1769年，资产阶级再次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请愿抗议活动。各地纷纷集会，有18个郡和14个城市递交了请愿书。但是，国王操纵议会于1770年1月先后四次以压倒优势通过决议，拒绝请愿书，并坚持认为剥夺威尔克斯议员资格为合法。乔治三世还清洗政府、军队中具有辉格倾向的官员。资产阶级激进派掀起的民主运动遭到沉重打击。
    为了限制言论出版自由，1771年2月，在国王的指使下，下议院下令逮捕了8家报纸的出版人。伦敦街头因此发生严重骚乱。在国王与议会的高压政策之下，伦敦被迫屈服，伦敦的治安官被关押达一个月之久。
    八九十年代，激进运动再起。1780年6月2日至7日，伦敦下层人民发动武装暴动。他们占领监狱，攻打政府机关，并控制了全城，史称“戈登暴动”。乔治三世指使贵族地主阶级用武力血腥镇压了暴动。以议会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激进运动在专断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也终于沉寂了下来，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英国的国内政策更趋保守和反动。艾德蒙·柏克发表《对法国革命的感想》，攻击咒骂法国大革命，乔治三世却称赞它“是一本好书，一本特别好的书，每个绅士都应该读读它”[42]。为了阻止法国革命思想在英国的传播，消灭激进运动，1793年，执政的小皮特内阁宣布实施一系列反动措施：查禁潘恩的《人权论》；宣布《人身保护法》停止生效；禁止集会和游行。根据1795年11月的法令，每一个企图刺杀、推翻国王的人，每一个在口头上或报刊上要求国王改变政策和政府成份的人，都将被作为国事犯，可不经司法程序，立刻处死；凡举行50人以上的集会，须经三个以上的治安法官的批准，否则治安法官可下令解散直至调动军队，拒绝解散者可被处以死刑。1799年，议会还通过了一项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规定凡违反者加以惩处，并将受到三个月的监禁。这项法案一直实施到1825年。1819年8月16日，英国统治阶级还派军队镇压了曼彻斯特6万多名工人和市民在圣彼得卢广场的民主集会，制造了死伤数百人的“彼得卢惨案”。12月，议会再次通过了包括禁止出版、结社自由，禁止较大型集会，禁止藏匿、使用武器和进行武装训练等在内的“六项法令”。另外，小皮特还创立了镇压人民群众的“义勇骑兵”，下令镇压了“通信协会”和其它激进派组织，并怂恿暴徒袭击民宅，搜捕可疑者，对工业区实行军事管制等等。总之，“政府的一切行动都从属于一个目的，就是要扼杀英国内外一切民主和革命的力量；同时巩固最反动的英国当权集团的地位”[43]，结果“许多热衷于议会改革和普选权的民主人士遭到逮捕、审判和流放”，“白色恐怖笼罩全国”[44]。
    （四）疯狂的殖民扩张和领导欧洲的封建反革命势力
    政治上的倒退逆流还表现在英国反动的对外政策上。从18世纪后半期起，英国加紧了殖民争霸的活动，通过一系列的殖民战争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大帝国，并将国内的资本原始积累建立在对殖民地疯狂的掠夺和惨无人道的奴隶贸易上。当北美殖民地人民掀起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时，英国统治阶级不惜远涉重洋，派兵武力镇压。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使英国统治集团惶惶不安，他们认为法国革命严重威胁着英国的现存制度，因此走上了武装反对法国革命的道路，并成为欧洲历次反法联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充当了镇压欧洲革命的“宪兵”。
    政治上的倒退逆流使议会制在曲折的发展道路上陷入新的困境之中。首先，面对国王的专制统治，议会总是卑躬屈节，处于从属地位，“国王用各种手段所选出来的议会，表现出了完全忠顺的精神”。而内阁更是操纵于国王之手，任其摆布，1770年“国王之友”成员诺斯被国王授命组阁后，“实际上乔治本人就成了内阁的首脑”[45]。
    其次，陈旧的议会制度已无法适应变革了的英国社会。当时，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在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的同时，英国的经济地理面貌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工业革命前，经济最发达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以伦敦为中心的东南部。工业革命后，人口向西北地区移动，原来那些古老静谧的小村镇、禽兽出没的森林、人迹罕至的沼泽和土地贫瘠的田野地带，伴随着煤铁工业的发展涌现出了一批人口众多的新兴的工业城市，例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利兹、设菲尔德等等。人口也得到迅速增加。18世纪初，英格兰人口不足600万，到了19世纪20年代，已超过了1200万。此外，工业革命还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革，“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了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46]。然而，面对社会的变革，议会制却显露出了巨大的腐朽性。
    第一，“袖珍选邑”的增多和“腐败选邑”的大量出现。经济地理面貌改观的结果，使原来富庶的东南地区迅速地衰落了，在新“袖珍选邑”不断出现的同时还出现了一种“腐败选邑”，即无人或人口十分稀少的“衰败城镇”。它们仍然保留着在下院中的议员席位。例如丹维滋由于海潮的冲刷和地形的变迁已被北海所淹没，名义上的30名选民早已迁居他方，但其议员名额却仍旧被保留着。每逢议会选举，便由一名富豪指派数名选民乘船入海投票。萨拉姆已是一片仅有房屋数座、居民12人、选民7人的荒凉山地，却仍有权向下院选送2名议员。波西尼只是有13家的一个村落，也保留议员名额2名，而该地有选举权的选民只有9人，其中8人属于一家。盖顿只有2名选民，却有权向议会选派议员2名，因而每次议会选举时，他们都理所当然地“当选”为议员[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