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党上层人物向左转的事例可追溯到150年前。1846年，曾反对天主教徒解放的罗伯特·皮尔主持废除了臭名昭著的《谷物法》，推动了工业发展。1867年，曾激烈反对废除《谷物法》的德比伯爵和迪斯累里领导了第二次议会改革，使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工人阶级取得了选举权，为保守党获取不少选票。19世纪末，曾因反对改革而退出迪斯累里政府的索尔兹伯里伯爵也成了国内改革的领导者。进入20世纪后，保守党见机向左转的例子更为突出。20年代中后期，卫生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其人尤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慕尼黑事件而著名）提出一系列改革议案，使其改造社会的工作“把1906年自由党的社会改革方针和1945年工党的计划衔接起来”[①a]，改善了保守党的政治形象。
    20世纪保守党向左转的最重要行动，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进行政策更新。是时艾德礼政府刚刚建立，保守党上层对本党在大选中失利原因作了深刻反省，决意委托巴特勒等人组成“工业政策委员会”审查和改造本党政策。委员会调查研究1年余，提出一份称作《工业宪章》的文件，重申了原由工党提出的国有化和福利国家方针。稍后，又就农业、帝国政策、妇女和民族问题拟定一系列文件。其中《农业宣言》也是工党政策的翻版。巴特勒等人的政策改造工作，缩短了保守党与工党在政治上的距离，使它们达成了两党一致遵循的“共识政治”。1951年，保守党重返政府并连续执政13年，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政策调整之功。
    战后保守党的“向左转”极不彻底。当巴特勒等人撰写《工业宪章》时，丘吉尔等人仍未停止攻击国有化：“社会主义日益表明是充满危险的、代价高昂的错误；社会党人实行国有化的每一个大工业部门，都毫无例外地从我们国家资产负责表上盈利或能够自给的一栏转到了亏损借贷的一栏。”[②a]在尔后保守党的竞选纲领中，又向全国指出：旧式垄断所固有的弊病不会由于国家垄断而有所减少，消费者将不再能得到自由竞争的有效保护。这些宣传语调低沉有力，利于他们坚守保守主义基地，团结资产阶级选民。
    保守党向左转可以捞取政治资本，向右转可以退守保守主义基地。在本世纪向右转的事例中，以“撒切尔革命”最典型。70年代初，“共识政治”的经济政策不再奏效，保守党的中坚势力要求改弦更张。1975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为保守党党魁，下令“经济建设小组”更新党的政策。结果，曾影响英国经济政策多年的凯恩斯主义被扬弃，货币主义备受推崇。又过4年，撒切尔夫人就任首相，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起初，她尽力控制通货膨胀，改革税制，鼓励自由竞争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接着，实行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战略性政策，并调整福利保障系统和采用强硬手段对付桀骜不驯的工会。不过数年，“撒切尔革命”大见成效，以“滞胀”为主要症状的“英国病”基本治愈，英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于西方国家前列。撒切尔夫人私有化政策的政治作用不容低估。其一，由于大批工人从国有化企业转入私有企业，加之因收入政策所造成的高失业率，致使选民加入工会的比例由1981年的30%下降到22%，削弱了工会势力，有助于政府控制社会秩序。其二，私有化政策使全国持有股票的人数由1979年的7%上升到20%，许多新生的私有者乐意把选票投给保守党人。
    灵活的政策要靠良好的策略手段贯彻执行。在政策宣传方面，保守党比工党棋高一着。他们善于把握选民心理，注意利用现实生活中最受关注的生活问题，投放诱饵，吸引选民。如在1951年大选时，保守党利用经济危机形势和战后住房紧缺问题，在宣言中许诺：一旦由它执政，定要使英国摆脱经济困境，并保证每年建造30万套住房。再如1959年大选时，该党的口号是：“跟着保守党走，生活更美好！勿让工党毁掉美好生活！”并借用美国熟语手册中的一句名言“你的日子从来没有过得这么好”，提醒选民莫忘保守党政绩。在以后几十年的历次大选中，保守党屡操此技，胜多败少。另外，比起工党领袖来，具有更多执政经验的保守党党魁更善于使用“振兴经济迎接大选”的办法，即尽量避开经济发展周期中的衰落和危机阶段，挑选复苏和繁荣阶段解散议会进行大选，以延续该党内阁的寿命。1955、1959、1983和1987年的大选俱属此类，并且都获得理想后果。目前，英国正处在经济发展周期的繁荣阶段，若是梅杰能在下一个经济衰退期到来之前，借机实行大选，重建议会，延长其任期，本世纪最后几年里可能要由保守党继续当政了。
    三 强韧的内部凝聚力
    保守党的政敌在本世纪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屡遭失败，还由于它们内讧过多。
    1916年12月战火纷飞之际，自由党陷于空前严重的分裂。野心勃勃的劳合·乔治指责阿斯奎斯内阁指挥战争不力，取而代之。但因他主要是依靠保守党的支持推倒阿斯奎斯的，所以他实际上已偏离了自由党的大本营，自由党的分裂因此而变得不可收拾。1922年10月，保守党不再支持劳合·乔治，联合政府立即垮台。从此，自由党不仅失去了执政机会，而且丧失了建立“影子内阁”的资格。以后它实力锐减，政治上无足轻重。
    英国三大政党中，工党内讧最多，且一再引起该党分裂。例如，1931年，工党政府因财政问题而出现争吵，首相麦克唐纳在保守党、自由党上层人物合谋之下，突然宣布解散内阁，自行与他们组成联合政府。麦克唐纳的叛党行为遭到党内批评。工党通过决议，开除麦克唐纳及其追随者；后者另立山头，成立国民工党。1949-1955年间，工党左翼议员组成“比万派”，在外交防务问题上固执己见，被右翼领袖开除出议会党团。1979年工党大选失败后，其领导权逐渐转入左翼手中，洛伊·詹金斯等人不甘屈辱，于1981年1月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工党再次分裂。最近10多年里，工党上层团结有所改善，但派别斗争依然存在，内部形势仍很复杂。鉴于工党内讧不已并多次公开分裂，英国人竟认为：不列颠岛上的政治斗争主要不是在工党与保守党之间，而是在工党内部进行的。甚至说它不是一个单一政党，而是“二党一体”[①b]。这些说法颇有道理。
    保守党也存在内部矛盾，但与工党相比，起码有两个长处：第一，党内派别活动较少，剧烈的、长久的党派对立更少；第二，多数内争都能较温和地进行，党内分歧通常不会对本党领袖的地位构成威胁，不会导致党的分裂。
    本世纪保守党首次内部斗争发生在1903年，是围绕国家经济政策进行的。约瑟夫·张伯伦要求本党和政府放弃自由贸易政策，改行保护关税政策。首相鲍尔弗虽内心赞同，却担心此举会因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而使下层选民不满，所以迟迟不肯接受张伯伦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张伯伦等人离开了政府，由此造成1905年内阁的集体辞职。但在以后新议会中，保守党内赞同保护贸易政策者稳操多数，自由贸易主义者逐渐改变主张，内争很快平息。保守党经历了这一波折，始终未减弱内部凝聚力，为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进入联合政府和大战后执政准备了条件。1922年，该党因多党合作问题发生分歧，由于两派领袖注重说服工作和采用民主表决方式，意见很快达成一致。从1923年至50年代，保守党主要由两位资深党魁领导，其中：斯坦利·鲍德温老练谨慎，善于依靠党内权贵驾驭有才干者，消除党内矛盾；温斯顿·丘吉尔是著名大政治家，才干和威望鲜有人比，又有众多助手和追随者，可以在党内顺利地实行“家长式”领导。60年代中叶，出身名门世家的老派政客相继退出政坛中心，中产阶级代表人物逐渐进入该党上层。为保证领导权顺利传递，保守党抛弃了陈旧过时的“领袖自然涌现”和在必要时由党内元老议定的惯例，采用民主方式在本党议员中竞选党魁。自那时起至今，该党三任领袖--希思、撒切尔夫人和梅杰--都是靠选举而成为保守党领袖的。而且，由于该党在意识形态上始终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其宗派斗争总是围绕着如何维护和增强本党威望进行的，中心目标是为了巩固或争取执政党地位，而非另立山头，制造分裂。甚至有人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忍痛退出权力圈。保守党近年来最富于悲剧色彩的一次权力传递发生在1990年11月。当时，撒切尔政府的内外政策陷于困境，前国防大臣赫塞尔廷要与现任首相竞选党魁。工党领袖金诺克预料保守党将发生分裂，呼吁马上举行大选，要由人民而不是由保守党的下院多数席位来决定统治权。值此关键时刻，为使保守党能在为时不远的大选中夺取“四连任”，一向刚愎专横的“铁娘子”忍痛辞去首相职务，退出党内选举，并推举其门生、财政大臣梅杰参加领袖竞选。她在将这一决定通知内阁时，潸然说道：“如果我能退出，让内阁同僚参加竞选，这对党的统一和大选胜利有益。”不久，梅杰以略低于半数的选票取得第二轮竞选胜利，其对手赫塞尔廷和赫德慨然服输，并号召保守党团结在新领袖周围。于是，第三轮选举就不必进行了。梅杰对其对手们的绅士风度表示感谢，并保证将重用他们。保守党议员共同庆祝领袖选举工作的圆满结束。梅杰执政以来，也一再遇到类似问题，但他均能依靠党内政要的支持，顺利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