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前政治现代化和政党内阁问题是日本近代史的重要内容，但却几乎被现行的世界史教材所遗漏。而我国史学界有关日本民主化的著述亦凤毛麟角，且论说不一，值得讨论的问题颇多。本文据有限资料拟就日本民主进程线索、政党内阁的性质及历史症结作一粗线的阐述。敬请前辈和同仁指教。
    曲折的进程
    日本政治现代化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始于明治维新，成长于大正时代，昭和初期夭折。道路坎坷，世事多变，是一段曲折的历史进程。
    1868～1871年戊辰革命的成功为日本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可能[1]。“王政复古”后，讨幕派建立了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公议政体”体制，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性政体。戊辰战争胜利后，新政府没有采用西方政党政治体制，而是采用太政官古制模式，极有限地吸取西方政治思想，把公议政体体制改建成了资产阶级官僚专政体制。在该体制下，公卿、藩主在政府中的权力被大大削弱，讨幕派占据了中央政府各部门要津，成为实权派。四强藩讨幕派领袖形成了一个近代官僚群，垄断了国家政权。1871年12月，岩仓具视使节团赴欧美考察，为建设新日本设计蓝图。欧美早期现代化国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令他们“始惊、次醉、终狂”[2]，在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回国后，他们在经济上大力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殖产兴业”政策，着力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上他们一方面认为民主符合“天理之本然”[3]，但同时认为本国国情与英美相异，而对德国俾斯麦的强权政治理论和铁血政策情有独钟，声言“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为第一”[4]，在日本应搞“君民共治”[5]。1889年，明治政府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出台了精心设计的明治宪法，使官僚专制法制化。正因为如此，行宪后出现了1890～1900十年元老寡头政治体制。该体制以超然主义的非政党内阁原则为旗帜，以枢密院、贵族院等为堡垒，使维新以来的官僚专制体制达到项峰。
    如上所述，戊辰革命后的30年是日本建立资产阶级官僚专制体制的过程，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从1900～1918近20年是日本从官僚专制体制向政党内阁体制过渡的时期，乃日本政治现代化的第二阶段。
    1889年明治宪法的颁布标志着具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在日本的确立，即所谓的“明治宪法体制”。就宪法的性质而言，它是一部具有二重性的宪法[6]，其内容的核心是主权在君主义，出发点是搞集权政治；但另一方面，宪法也确认了立宪主义和议会两院制体制，这就为政党内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行宪后，以自由党、政进党为中心的“民党”[7]，充分利用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以众议院为舞台，以预算审议权为武器，同元老专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1890～1900年举行的六次大选看，民党始终控制着众议院300议席中的多数[8]，致使元老们在众议院步履难艰，隈板内阁的出现终于攻破了超然主义的堡垒。在此形势下，明治宪法的设计师伊藤博文的立宪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他认为在新形势下坚持集权政治必须改变方式，超然主义既然已行不通，就必须将政党变为可资利用的工具。他审时度势，改弦易辙，于1900年9月15日断然排除山县有朋等元老们的反对，亲自创立立宪政友会，并于10月19日以政友会总裁的身分出任首相，组成政友会内阁，若干民党成员进入内阁，从而打破了元老政治下的非政党内阁原则，致使山县有朋哀叹超然主义和“明治政府终于被攻破”[9]，1868年革命以来建立起的政治模式--明治宪法体制倒塌了。
    由伊藤博文一手策划出台的1900年体制是对三十年来形成的官僚专制的改革，它创建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既是放弃非政党内阁原则而对民党势力的妥协，又是元老内部开明派对专制派的妥协。它不自觉地开放了由官僚专制向政党政治过渡的通道。应该承认这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转折点。但路途是漫长而曲折的。
    从1900年起，日本政治舞台上出现了西园寺公望和桂太朗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史称桂园体制。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桂园体制应包括山本权兵卫、大隈重信、寺内正毅等内阁，长达18年。在该体制下，西园寺公望以控制众议院多数的政友会名义组阁，桂太郎则以掌握军部和贵族院的山县有朋为后台组阁。据此，有人认为西园寺内阁搞的是政党政治，桂内阁搞的是官僚专制，事实非如此，二者在执政中都与民党妥协、合作，同时也都不是在搞政党政治。桂园体制的性质是以官僚为主导的官僚政党联合内阁体制，是向政党内阁过渡的第一步。桂、园二种内阁并无性质上的区别，只有左右之分，国家决策权依然掌握在元老们手中[10]。
    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有二，一是纳税人数量上的增多和质量上的提高；二是国民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日本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工业生产的某些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从教育的情况来看，1903年初等教育的入学率超过90%，1912年日本男童的入学率达到98.8%，女童达到97.6%。在初、中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大学教育迅速发展，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在1918年以100为基数，八年后超过200，在1920年已经达到西欧先进国家的水平[11]。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增大与国民参政意识的增强，从而在日本近代史上出现了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高潮--大正民主运动。与此同时，官僚专制势力却日趋没落，“维新三杰”早在行宪前既已谢世，而被天皇封为元老的九人中也有六人相继因自然法则或意外事件作古。其中尤以伊藤博文1909年被暗杀影响最大，1912年明治天皇的去世更是雪上加霜。一战结束后，九位元老仅存山县有朋、松方正义、西园寺公望三人，而山县与松方都已是80岁以上的高龄，其影响力已非昔日可比；西园寺比较开明，向以温和方式过问政事。加之，国际形势骤变，如十月革命引发了全球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暴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浪潮等等，都促进了日本民主势力的发展，加速了桂园体制的解体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1918年8月爆发了震动全国的米骚动，9月，战时超然内阁被迫辞职，元老山县有朋首先推荐西园寺组阁，企图延续桂园体制，但识时务的西园寺固辞不就，而推荐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1918年9月29日，以原敬为首相，除陆、海、外三大臣外均属政友会成员的政党内阁正式成立，人称“平民首相内阁”。显而易见，原敬内阁比桂园体制前进了一大步，它是以政党为主导的政党官僚内阁[12]，是官僚专制体制向政党政治过渡的第二步。
    1921年11月，原敬被暗杀，由高桥是清出任政友会总裁并组阁。原敬死后，政友会内部纷争不已，加之适逢经济不景气，官僚势力乘机反攻，从而再度出现了以官僚为主导的内阁--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内阁、山本权兵卫内阁和山县派的清浦奎吾内阁。面对专制势力的反扑，政友会、宪政会、革新俱乐部三派联合掀起强大的“拥护宪政、打倒特权内阁”的第二次护宪运动。护宪三派不计党利，团结一致，终于在大选中获得众议院464个席位中的282个，拥有61%的绝对多数[13]。西园寺公望再次推荐第一大党总裁加藤高明组成三派联合内阁，使政党内阁制得以延续和发展。此后，多数党总裁组阁似乎成为西园寺推荐首相的准则，政党交替组阁似成惯例。于是人们称这种政治体制为“宪政之常道”。战前民主进程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