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道”不常
    日本史学界通称1924～1932年的日本政党内阁体制为“宪政之常道”，即实现了多数党交替组阁的政党政治。我们认为，政党内阁制是日本政治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但尚未达到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是政党与官僚的联合政体，仍是政治现代化中的一个步骤。它既是民主政治又不是正常的民主政治，故谓“常道”不常。
    说它是民主政治是因为政党取得了政治主导权。首先，内阁的人事阵容结构与以往不同，首相是议会中多数党的总裁，阁僚除陆、海两大臣外均为政党党员或专业官僚，次官、局长也是多数党党员。执政党在制定国策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动地位。例如，政党内阁实行了官僚势力一贯反对实行的男子普选法。新选法取消了纳税额的限制，使全国有选举权的人数增加到120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0.8%[14]。进一步扩大了政党内阁的社会基础；改革贵族院，削弱了多年来一直对内阁横加干涉的贵族院的势力，并断然对陆军进行裁减，撤销四个师团的建制，精简2000名军官；由强硬外交走向协调外交等等。
    但是，对日本政党内阁制估计过高是不符合实际的，它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正常的民主政治。理由是：其一，政党内阁是政党官僚联合政权，官僚尚在内阁中攫有特殊的权力，明治宪法下的统帅权依然独立存在，陆海两大臣的任免权依然为军部所掌握，首相无权过问，政党组阁之成败依然为军部所掣肘。政党内阁制并没有也不可能冲破明治宪法体制，要想建立真正民主政治原则的政党内阁制，必须修改明治宪法；其二，首相元老推荐制依然存在，不经元老推荐、天皇批准，多数党仍不能组阁，政党内阁制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也没有形成真正的惯例；其三，官僚们仍旧控制着专制势力的保垒--贵族院、枢密院，从而挟天子令诸侯，左右国策；其四，政党本身软弱无力和不成熟。政党领袖本身民主意识不强，领导艺术低下，惧怕工农革命，在国民中没有树立起威信。故“常道”不长，中途夭亡。
    历史的症结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这段话对于我们探讨战前日本政治现代化所经历的曲折进程、以及“常道”不长的原因给予了启示，即必须从现代化前的历史和产生现代化当时的历史当中探索现代化的种种问题。我们提出三条线索--暂称为三个历史症结--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症结是落后的经济和社会遗产。
    开国前，日本是一个亚洲封闭式的封建岛国。封建领主经济占有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处于萌生阶段；士农工商身份等级束缚着人们的生活；儒教道德伦理观和神学是规定上下尊卑、服从和效忠等社会关系不可违犯的教条；幕藩体制是这个东方岛国的特殊的国家统治形式；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从锁国政策的夹缝中一点一滴地传入的，仅被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等等。这就是创造日本近代历史的人们所必须承继的历史遗产，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接受。
    中国鸦片战争惊醒了日本人，他们深感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严重性，于是在列岛上兴起各式各样的“救亡图存”运动。“救亡图存”运动中，志士们认为，在西方各国军事压力下开港，有损国家独立，因而主张赶走洋人，排除西方压力，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开放港口。他们认为，西方入侵是最大的威胁，争取民族独立是第一位的事情；但他们又认为，原封不动的保持幕藩体制，不能对抗西方的强大压力，从而提倡以天皇亲政取代幕府制度。这派人提出的战斗口号叫“尊王攘夷”，后来发展为“尊王倒幕。”总之，尊王是为了攘夷和倒幕。他们提出的救国方略，概括为“东洋道德西洋艺”。在他们看来，不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不行；不保留日本的传统文化道德也不行。这种充满矛盾的政治哲学一直指导着战前历代日本政治家的行动，左右着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导致了进程的曲折、体制的畸形。这种政治哲学是亚洲地区的经济落后、主权不完整的国土上的产物，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是阻碍政治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历史症结。
    第二个症结是儒教、国学、神道等传统文化遗产。
    儒学、国学、神道都是尊王论的思想基础、尊王倒幕运动的支柱，在推翻幕藩体制的革命中起过动员群众，孤立幕府的积极作用。明治政府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专制体制，大力推进天皇亲政，无限鼓吹皇道，说“汉土西洋之学均当为皇道之羽翼”，“皇学与汉学不可偏执”等等。皇道、国学进而发展为国体论，成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理论基础。唯恐不足，又颁布《教育敕语》，定儒学的伦理观为“国体之精华”，令国民树立皇国史观。儒学、国学、皇道成为禁锢国民思想、限制国民行动的教条，连指导民主运动的理论--民主主义也不去触动国体。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对民主进程的阻碍也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历史症结。
    第三个症结是民族主义。
    日本人民曾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推翻了封建主义，挽救了民族危机，建立起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是明治维新这一划时代变革中的一面光辉旗帜，维新志士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个运动就是“尊王攘夷”。攘夷运动是日本人的民族意识的萌芽，它是在西方炮舰压力下产生的。“尊王攘夷”不仅有反对外国入侵的内容，并且包含着反对封建主义的意义。德富苏峰说：“民族观念产生之日，就是藩的观念灭亡之时；藩的观念灭亡之日，也就是封建社会颠覆之日。毫无疑问，民族主义在资产阶级运动中曾起过组织群众动员人民的作用。
    但是，日本维新志士的民族观来源于国学和洋学的结合，它具有二重性：既反对列强入侵，又要向海外扩张。“失之于俄美、取之于朝鲜、满洲”是他们的信念，这就是潜在的沙文主义基因。
    明治政府的领导集团不仅继承了维新志士的民族主义观，而且作为国策推行。他们提出的建国总纲领是“富国强兵”，即实行经济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而忽视政治现代化（民主化）。
    民族主义不仅左右统治集团，而且左右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当国际政治舞台上盛行强权政治时，民权论者纷纷蜕化为国权论，连被誉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也由民族民主主义者转为沙文主义者，连篇累牍地发表鼓吹侵略邻国战争的文章。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前后，以德富苏峰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竟摇身一变成为沙文主义者，发表题为《大日本膨胀论》的文章，煽动侵华战争。这种知识分子转向的现象在日本历史中屡见不鲜。
    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必然过分强调本民族的文化与国粹主义、日本主义合流，与种族优越论合流，进而提出“大亚细亚主义”和“八绂一宇”的攻略。
    历史证明，极端民族主义是军国主义分子的精神支柱、是战神，从而是扼杀民主政治的一把无形军刀。
    讨论战前日本政治现代化，不仅有助于对日本政治制度特点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亚洲史和世界史相关问题的认识，其必要性十分显在。如果本文能对我国世界史教学有所启示，在世界近现代史教材中补上这不应疏漏的一笔，笔者将不胜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