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事件的选择
    1572年成了法国乃至欧洲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因为造成王国传统断裂的“圣巴托罗缪惨案”就发生在这一年。《地中海》中译本全书近2000页，却未提及这一惨案，尽管它发生在菲利普二世在位时的中期，且它对于法兰西来说是一件大事。既然如此，就得思考布罗代尔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件惨案。是没有足够的历史记载支撑布罗代尔对“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叙述吗？还是发生在16世纪的这场屠杀不够惨烈？这些并非布罗代尔不记载此惨案的原因。他在《法兰西的特性》中谈到了拒绝的原因，他“并不是要缩小宗教战争的影响”，而是就个人而言，“对这些内战深恶痛绝”。③布罗代尔是将现在作为他的考察起点，在考量了整个地中海的过去和法兰西的现在的基础上，在考量了数以百万计的死亡之后，才更新为没有“圣巴托罗缪惨案”的地中海史。在布罗代尔看来，真正的死亡是那些可以化为缓慢变化甚至“几乎不动的”历史事件，而无关于当时的死亡率和死者的国籍。
    为了服务于他的长时段，布罗代尔遗忘了“圣巴托罗缪惨案”，将能够服务于短时段的“惨案”忘记了。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指责布罗代尔忘记了事件，忘记了“惨案”，因为诺拉的“事件的回归”早已经向我们表明“那些与结构有关并由结构促成，可引发创新的能指事件”在真正的现代历史科学中的重要性。[15]事件并非像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只是“海面上的浪花”。“圣巴托罗缪惨案”也不是所谓的“浪花”，而是使法兰西再次分崩离析的大事件。
    遗忘、选择事件在建构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勒南就指出：
    遗忘行为——我是说历史上的错误——在民族创建上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历史研究的推进对民族来说通常具有威胁。事实上，历史研究通常揭露了那些发生在政治体初创时期的暴力事件，即使它们的结果是有益的。[16]
    在勒南看来，有必要维护民族共同体，提倡共同记忆和共同生活的愿望。勒南在1882年3月11日巴黎大学的讲座《何谓民族》中还提到：“每一个法兰西公民都必须已经遗忘了圣巴托罗缪惨案，还有13世纪南方的屠杀事件。”④布罗代尔和勒南都试图遗忘“圣巴托罗缪惨案”，以构建法兰西的民族统一性。对现在来说，“要忘记”的出发点在于寻找一种新的认同。也就是说，这种试图忘记令人悲痛的死亡(包括暗杀、处决、战争和大屠杀等)都要求我们以现在为中心，从不愿承认的阶段到情绪激动的阶段，最终抵达新的自我-世界阶段。勒南排除杀戮者和被杀戮者，是为了保证“准确地”建构出他心中所设想的民族谱系，同时也是就普法战争战败后面临的阿尔萨斯问题而提出解决方案，从而维护法兰西文化记忆的基础。因此，勒南提到要遗忘“圣巴托罗缪惨案”和“13世纪南方的屠杀事件”，而不提“1871年巴黎公社”。布罗代尔则强调民族特性应该以民族统一为条件，“坚持不懈地与其他民族对抗”从而完成民族团结才是值得关注的。反观布罗代尔和勒南抹杀法国史中的暴力记忆的做法，可谓崇尚二次暴力，也算是一种暴力行为。
    以上谈论的是他对政治事件的选择。文明的某些要素无法与政治实体的边界取得同步发展，例如贸易、工具、科技、货币，它们与经济紧密相连。布罗代尔强调，小写的文明存在经济的维度，甚至经济成了文明的核心要素，另外一些要素则是宗教、语言、艺术和科学，它们超越了政治边界。在布罗代尔看来，文明-经济的核心在于“工作生活”。在《日常生活的结构》中，布罗代尔用了“物质文明”一词，指人类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它构成了更高层次的经济生活(例如财政金融和投机倒把)的基础。
    因此，这里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即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角度，讨论布罗代尔对事件的选择。布罗代尔在讨论文明与经济关系时试图向韦伯致敬。他认为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世界文明史”，西方文明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因而是其他文明的榜样。与韦伯强调政治、艺术和宗教的理性不同，布罗代尔将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经济制度和文明，而非只是证实某种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经济制度不一定有政治边界，但它有象征性的边界：“经济生活和资本主义比物质生活更加粗暴地把世界划分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17]资本主义的诞生，必须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领主制的废除；土地经营被纳入商业网络；经营管理制；雇佣无产者做基础。他以东欧的“二期农奴制”为例，认为它是商业资本主义的变种，有利于东欧的发展。布罗代尔否认中国文明存在资本主义，是因为国家机器监视着一切，对“资本家”持敌对态度，而旅居南洋的华侨中存在某种殖民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是在20世纪初才出现的，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误解。[18]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论述到18世纪便戛然而止，原因很可能在于他正在写《法兰西的特性》，更重要的可能是他认为资本主义是长时段的结构，又是复杂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不提纽约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崛起。
    布罗代尔探讨西方文明，尤其关注反市场是如何可能阻碍民主的施行的。倡导市场规律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政治、法律和文化现象。文明世界和资本主义相互汇合，相互帮助，频繁、方便的经济交换有利于文化的统一，“文明本质上主张守旧和反对革新，因而对市场、资本和利润一般持否定态度”。[19]有意思的是，文明的西方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例如政治中的民主观念，法律中的反垄断法和破产法，存在不同步的境地。因此，这里有必要区分西方文明和西方化(现代化引申出来的一个词)。在布罗代尔看来，自由、平等、正义、民主、世俗性、对话代表西方文明，而西方化是对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模仿、无意识接受。于是，西方文明的典型特征是它的结构“很难在各种文明之间进行交换：所有文明都把它们视为不可替代的价值”。[20]单数形式的文明因此丧失了它的权威性，文明之间的交流、借鉴才是时代的潮流，从而将文明相对化了。
    市民社会意味着抑制暴力和权力，法律在文明进程中扮演着中心的位置，因此法律文明和社会文明、经济文明一样重要。布罗代尔在书写文明史时，有选择地考虑历史事件，不讨论法律，例如他不考虑“大屠杀”的危机，不讨论市民法对近代早期民众的影响，不讨论美国史上的西进运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因为复仇、正义不是他论述的重心。于是可以这样问：选择的不公正是否会带来解释的不公正？答案是否定的。选择是否公正在于是否坚持同一标准选择事件。我们在《法兰西的特性》中看到他排除了“圣巴托罗缪惨案”，也排除了法国大革命，《文明史纲》中涉及中国的部分，也没有考虑宗族或家族在稳定地方社会中起到的作用。他坚持一种选择标准，从而在著作中将长时段观念一以贯之。在他看来，文明史的写作可以不考虑“创伤”。顺着这种思路，文明可以界定为一种文化秩序，它为行动者自身定位，且由经济、宗教、政治、艺术和科学五大要素组成。因此，研究文明，有必要应用比较和跨学科方法，坚持长时段的观念。
    三、现时的关照
    有学者指出，总体史“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最根本的特征，是其灵魂所在”。[21]在这种理论前提下，总体史是一个新颖的概念，但方便操作落实吗？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弗朗索瓦·菲雷( Furet)说：“总体史的观念是难以捉摸的。……总体史只不过表达出要提供一种更完整的视野，一种更彻底的描述，一种更综合的解释……”[22]美国思想史家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则指出：“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总体画面根本就无法统一起来：最明显的是，他的三个时间层面(分别表现在该书的三个部分[经济文明、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只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关联而已。”[23]
    面对这些批评，我们该做何种反思？关键还是在对总体性或整体性问题的理解上。约瑟夫·祁雅理说：“一个结构就是把其中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的整体或模式，……它只能被理解为是从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而它的整体性则是以把这些部分联系在一起的规律和原因为基础的。”[24]这样看来，布罗代尔所谓的总体就在于对规律和原因的探讨上，建立在“底层结构”“深层结构”上，而不是建立在对包罗万象的主题及对它们的概括上。因此，布罗代尔强调“总体结构(即文明)的类型”是不可通约的，是选择的结果，且与时代语境相连。[25]
    美国史家汉斯·凯尔纳指出，布罗代尔的著作是现时的史学作品，又是审美现代主义的著作，体现“在形式或主题上，同时还是一种对自我质疑的表达以及对理解历史所惯用方法的讽刺的现代主义”。[26]要理解这种现代主义，先得从布罗代尔所反对的短时段入手。首先要把他的著述与他的过去经历联系起来。那么，应该注意的是布罗代尔在起草经典名作《地中海》时，正被关在德国高级战俘营。布罗代尔反对事件，转而强调长时段，与他的这段经历分不开，因为他希望从长时段的理解中找到某种命运的出路。布罗代尔于1940年6月29日遭监禁，直至1945年5月2日才得到释放。他先是关在纳布里萨克，又押至美因兹，由于主张高卢自主论，后来转至吕贝克。布罗代尔所在的关押营，不仅有法国人，还有英国、波兰军官，他在这里与一些历史学家建立了友谊。⑤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在监狱中可以继续进行研究或教课。他自己在60年代就承认：“当我想到个人的时候，我总是很想看见他被囚禁在他自己勉强制造出来的命运里，被囚禁在一幅在他的前后构成了长期的无限的远景的风景画中。”[27]彼得·伯克也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发人深省的是，布罗代尔不止一次使用了监狱的隐喻。在他的笔下，人类不仅是其自然环境的囚徒，而且是其心性框架的囚徒。”[28]1972年，布罗代尔再次强调：“监狱是一所好学校。……假如没有这种监狱生涯，我肯定会写另外一本风格不同的书。……对于我来说，甚至在今天，这些就是给任何历史景象以界限与形态的线条。”⑥从他反复强调的“监狱”隐喻中，我们发现他心头存在一种难解的忧郁、悲观情结，以至于后来他干脆承认自己持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观。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