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30日，在布拉柴维尔召开的法属非洲代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戴高乐曾如此描绘殖民地的前景：“我们认为，关于将来的世界生活，闭关自守的政策对于任何国家都是既不可取，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尤其在发展资源和交通方面，非洲大陆必须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形成一个整体。但是法属非洲，与那些居民生活在我们旗帜下的其他地方一样，假如人们在本地不能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得到什么益处，假如他们不能逐步提高在本地参与管理自己事务的水平，那就谈不上任何进步，法兰西有责任使他们在将来做到这一点。”[②c]
    戴高乐能够预见到战后法国应该重新评价与旧有殖民地的关系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绝不讳言法兰西的责任，“不能与任何自治的想法或是脱离法兰西帝国进化的希望协调一致，即使将来有可能建立地方政府，也是很遥远的事情，现在应该予以拒绝。”[③c]1945年3月24日的政府声明表明戴高乐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方案是有限的：“印度支那联邦将同法国以及这个共同体的其他部分组成一个法兰西联邦，由法国代表法兰西联邦的利益”。[④c]此项声明离印度支那殖民地的真正独立还很遥远。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戴高乐便急急忙忙地派军队到印度支那去恢复法国的权威。1945年8月，戴高乐在华盛顿向杜鲁门保证，将给予法国的附属国独立，但是法国对独立的时间和条件保留选择权。[⑤c]的确，在戴高乐看来，只有在法国权威指导下的非殖民化运动才有意义，只有这样，法国才会获得重新控制殖民地的机会。
    ⒉尽管形势的骤变迫使戴高乐认识到法国利益的真实保障有赖于紧跟时代的步伐，但他还是没有摆脱非殖民化思想中的不彻底性。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迅猛发展，1954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8年殖民战争以失败告终。1955年，摩洛哥、突尼斯获得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使第四共和国陷入日益窘困的境地。
    面对殖民地纷纷独立的形势，戴高乐1956年6月在科隆贝说：“印度支那、萨尔、摩洛哥、突尼斯，目前就轮到阿尔及利亚了，关于国家未来的解决方案，不是我们自己主动提出的，而是被迫提出的。”[⑥c]戴高乐进一步认识到必须随大势所趋高瞻远瞩，应该主动提出关于国家未来的解决方案。同时他对法属殖民地的相继独立又很不甘心，对第四共和国“联盟制”的破产感到失望。戴高乐不可能认识到“尽管法兰西易名为法兰西联盟，但是殖民地的性质却未变”，[⑦c]而是认为第四共和国政体的软弱无能导致政策的执行不利。“不言而喻，政党制度是不适应这样的形势的，各种对立的倾向相互并存，各自只知一味空谈，却没有实际行动，这种制度怎么能对非殖民化的要求做出明确果断的抉择呢？”于是他慨叹“第四共和国失去了太多的机会。”[①d]
    1958年，戴高乐开始二次执政，出任第四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理。他决定：“从今以后，不惜任何代价把法国从过去作为帝国加之于它的义务中摆脱出来。”[②d]1958年9月28日，第五共和国成立，12月21日戴高乐当选总统。1959年9月16日戴高乐宣布给予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这无疑是他在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过程中迈出的重大一步。但与此同时，戴高乐把阿尔及利亚的独立称为“与法国完全分离”。并且以威胁的口吻暗示了失去法国的“巨额物资和亿万钱财，”阿尔及利亚难以摆脱“贫困和混乱”[③d]，显然，他希望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向着法国支持下的阿尔及利亚自治的方向前进。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判断：到1958年戴高乐二次执政前，他的非殖民化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尽管“顺应历史潮流”渐居主导地位，但维护法国对旧有殖民地的控制兼而有之，给予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正是他非殖民化原则中对立的两个方面相互冲突、妥协、统一的必然产物。
    二、戴高乐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实践
    戴高乐的实际行动表明：当顺应历史潮流与维护法国在旧有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相矛盾时，他不惜阻挡、拖延非殖民化的进程，以期用因势利导的方式把二者统一起来。
    戴高乐采取的这种策略贯彻在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始终，他的具体政策“有一个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演变和明朗的过程”，[④d]大致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戴高乐1958年6月1日上台到1959年9月16日宣布承认阿尔及利亚民族自决权。
    一方面，戴高乐决心放弃过去的错误主张，给予阿尔及利亚自决权，“不管过去怎样幻想，今天怎样惋惜，不管我自己过去必然有过什么希望，在我看来，除了阿尔及利亚享有自决权以外，别无出路。”[⑤d]另一方面，他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怀柔政策与军事政策并举，企图一边讨好、迷惑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打击排斥民阵，企图把阿尔及利亚自决后的前途完全纳入法国的战略发展轨道。
    1958年10月3日，戴高乐在君士坦丁的布雷什广场向群众宣布“君士坦丁计划”，内容包括：利用撒哈拉发现的天然气资源，在阿尔及利亚建立化工、冶金大型联合企业；兴建道路、港口、通讯、卫生设备的重要工程；建筑一百万人口居住的住宅；增加穆斯林农民耕种的土地二十五万顷；增加就业人数四十万；教育方面争取五年内三分之二的男女儿童入学，再过三年普及教育，在公共事务方面，在法国本土进入行政界、司法界、军队、教育界和机关的青年，十分之一必须是阿拉伯人或卡比利亚人，在阿尔及利亚特别扩大以上部门中穆斯林所占的比例。该计划体现了法阿一体化的美好未来，这似乎违背了戴高乐的论断：“一体化是不切实际的空花样。”其实不然，戴高乐只把君士坦丁计划看成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标。他认为：“叛乱仍将继续下去，因而在此期间必须使阿尔及利亚越来越靠近法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种关系对未来都是有益的。”[①e]1959年1月8日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他于同日下令释放七千名在阿尔及利亚被拘捕的穆斯林，被判死刑者得到减刑。在押的民阵领导人本·贝拉从桑泰监狱转移到条件优厚的埃克斯岛，1959年5月份阿尔及利亚市政选举是在单一选民团的基础上进行的。6月份，当法国参议院改选时，大部分当选阿尔及利亚参议员是穆斯林。
    与此同时，戴高乐加紧军事行动，他和法国殖民军总司令夏尔研究作战计划并加以批准。计划的要点是：以必要的手段向每一个叛乱巢穴发动连续进攻，逐个击破，然后加以占领：选一批特别组织的部队发动猛攻，突破通常的“分区扫荡战略”；加强人力和装备，配备大量的直升飞机。戴高乐希望以此在1959年打开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