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所谈的独立与合作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当提到撒哈拉问题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路线是保障我们的利益和重视现实……我们的利益在于不含限制地开采我们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使用飞机场和自由通行……事实上没有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不认为撒哈拉是阿尔及利亚领土的一部分……就是说，在法阿会谈中不应该讨论撒哈拉问题。但是我们需要能够维护我们利益的联合组织，如果不能达到保护我们的利益和两国联合的目的，我们不得不特别处理撒哈拉的石头。”[①h]十分明显，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以“联合”为前提的，也就是以法国的利益得到保障为前提的。
    1962年3月18日，法阿双方终于达成埃维昂协议。第一，停火；第二，通过法国人民批准再通过阿尔及利亚人民投票决定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另外，对法在阿尔及利亚的利益做出规定：法国享有在撒哈拉勘探和开采石油的优先权利；在沙漠地带进行的原子和宇宙实验应照常进行；法国有使用米尔斯比尔基地和各飞机场的权利，其权限不得超过15年，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留驻3年，地区由法方指定等。
    戴高乐认为埃维昂协议已经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法国的利益，正如他所说的：“我们的全部要求都达到了。”这毕竟是他的自我解嘲，这些要求是有限的，与一去不复返的殖民时期的“光辉业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戴高乐感慨万分地说：“人们永远不知道，我在阿尔及利亚的悲惨事件中忍受了多大的痛苦。”[②h]
    1970年，戴高乐向宪法委员会成员弗朗斯瓦·戈盖尔回顾他的政治生涯时说：“如果我在1958年6月就说，我要让它（阿尔及利亚）独立，当天晚上我就会被推翻，我就会一事无成。但是我想做的事，我心中有数！”[③h]这段自我表白夸大了个人的勇气、远见和权变，从根本上说，“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进程不以殖民者的意志为转移，它是在人民武装斗争的推动下形成的。”[④h]并且，戴高乐总想凭借他个人的作用尽量把阿尔及利亚的前途与法国在旧殖民地的利益协调一致，为此不惜使用武力，在他的战术中，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自决权与进行战争是并行不悖的。只从战略的角度认识戴高乐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自决权，从而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无疑忽略了他在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中的局限性，因而是不全面的。
    三、与解决黑非洲殖民地问题的方式的比较
    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形成鲜明对比，当法国的利益在黑非洲殖民地走向独立的运动中确有保障时，戴高乐还是愿意沿着非殖民化的道路大步前进的。
    1958年，戴高乐对非洲海外领地进行了一次旋风般的访问，对除阿尔及利亚以外的所有海外领地提出了两种前途，让它们自己选择，或投票赞成宪法，成为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或不同意宪法而获得独立。但在后一种情况下，法国将停止一切援助，同时这些领地将失去它们在法国关税体系中的优惠地位。
    为什么不能让阿尔及利亚人选择自己的前途呢？
    戴高乐认为，关键在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面对的不是一个友好协商来解决问题的局面，而是一场大规模的悲剧。”因此，“阿尔及利亚显然不能采用同样的方案，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可能使公民投票是出于自决的。”[①i]
    难到戴高乐真的关心自决的真实性吗？他真想让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真实愿望得到充分体现吗？不是，很明显，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独立情绪高涨，反抗法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广泛展开，在这样的条件下，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自决对于保证实现法阿“联合”的前景来说，太冒险了。只有法国牢固地把握阿尔及利亚的局面后，自决才会朝着有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
    与此相反，戴高乐断定黑非洲殖民地的大部分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都会希望同法国保持牢固的关系。最后，除几内亚外，各海外领地都批准了第五共和国宪法，法兰西共同体宣告成立。
    尽管戴高乐富有首创的精神，但历史的前进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事实证明，共同体在政治和行政上都软弱无力。非洲人民不愿接受对他们的独立的种种限制，也不愿承认法国在共同体内的特权。共同体机构充满了那么多的矛盾和不便，因而不能做出或实施任何重要的决定。[②i]到1960年，法国在黑非洲的海外领地除法属索马里外都宣布独立，这些新独立国家并没有同法国完全断绝关系，过去这些国家根据共同体的原则将外交、财经、国防、高级法院和高等教育纳入与法国共同的领域，如今则根据这个特别条约来保证上述领域的合作，戴高乐对绝不影响法国和非洲团结的实质的“形式”作些改动，表示“乐于接受”。
    通过与黑非洲殖民地处理方式的比较，我们进一步看到，一方面，戴高乐逐渐认识到前殖民地民族独立的洪流势不可挡，因而能不断更新观念，顺应历史潮流，他耗费了巨大精力安抚军队，通过舆论、立法争取本国人民的支持，在危急关头，戴高乐斩钉截铁地扫平了殖民主义者发动的叛乱，虽因此遭到暗杀，险乎身亡，但仍坚定不移地表示要走自己的道路，的确表现了超人的胆略和魄力。另一方面，戴高乐始终强调法国在前殖民地的利益。这不仅表现在战略上对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的前途做出过保守的估计，还表现在战术上未能直接、迅速地推行转变后的方针、策略。在“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份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相互交错。”[③i]正因为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的过程中执行的政策具有两重性，兼进步与落后、新与旧于一身，才能够使他为法国担负并完成这一“承上启下”的任务，虽然“远远算不上功德圆满，但是谁也不能象他做得这样好。”[④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