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只有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才有可能在现代化的实践中把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与走自己的路有机统一起来（也就是把自主与外源有机统一起来）。这具体表现为：借鉴别国经验，而又不为别国经验所束缚；在吸取别国成功经验的同时，又能打破别国成功经验的局限性，走自己的路，从而使自己最终成为站在世界历史发展前列的民族。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辩证地借鉴别国经验和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就是要使中华民族真正成为引导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民族。只有到那时，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因素与优秀历史传统因素、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振兴，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才能真正实现高度统一。这也说明，不能仅把“现代化”过程理解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
    （三）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
    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资本关系还在整个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中占据统治地位（这主要表现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资本还在现代生产的国际关系的各个环节占据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中展开的。因此，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就不能不涉及到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的问题。
    与以充满着垄断、掠夺和各种不平等关系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相比较，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坚持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建立以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关系，一切国家平等地参与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各国有权自由选择经济制度；建立各国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根据通货膨胀的总价格浮动制，把价格指数具体化，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经营战略不得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性；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的资本要对优先实施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计划予以合作；联合国要为建立和扩大平等协调的国际关系而努力，等等。[（7）]至少从目前来看，要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必须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对外开入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接轨”是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从而也是他们增强其发展的自主性的必由之路。但要使这成为现实，就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主权。具体地说，不能因举借外债而丧失经济主权；不能因引进先进技术而接受不合理的政治条件；不能因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而忍受超额剥削；不能为保住在一定时期内暂时的经贸利益而丧失领土、领海主权。只有在对外开放中维护国家主权，才谈得上在对外开放中自主地发展经济，从而也才能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8）]其二，坚持“和平共处”与反对霸权主义的关系。“和平共处”是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其它方面的内容都是这一核心的逻辑展开。然而，“和平共处”并不是无原则的相处。现代国际生活表明：少数发达国家总是要利用各种时机对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霸权主义、技术霸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以干涉和控制这些国家的内外经济政策，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强行纳入他们的经济发展轨道。因此，和平共处的实现必然是同反对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说：“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9）]只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发展中国家才能在国际经济循环的过程中获得自己经济利益（特别是根本的、长远的经济利益），从而也才能增强和扩展国际经济生活中的稳定因素。当然，不仅要敢于反霸，而且要善于反霸。从国家的经济活动的角度上看，善于反霸由以实现的基础是：在对外经济方面，正确实施多边贸易战略。正确实施多边贸易战略使在世界经济中处于整体上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做到：形成一定局部力量对比中的优势，以获取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在一些领域处于被动状态时，可以跳到外线“作战”，利用霸权主义国家在国内外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困难，联合有关力量，攻击其薄弱环节，迫使其减轻对自己的压力，从而也使“和平共处”的制衡力量获得发展。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只要世界历史时代还是资本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建立没有剥削、压迫、真正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必须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彻底胜利为前提。但是，为建立上述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斗争，无疑是有助于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压迫、控制，争取发展中的经济自主，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性质，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的性质，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三重特性（它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应责无旁贷地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这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不相矛盾）。也只有在为上述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过程中，我国才能在对外开放中趋利避害，最终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四）保持社会稳定
    世界现代化史表明，在现代化的起飞阶段（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起飞阶段），由于历史上长期积累的各种限制因素的结合体被打破，各种类型的心理失落现象急剧增加，以及国际环境中动荡因素的影响，故各类社会不稳定因素被激发出来。而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容易会因改革的设计、部署及其具体实施上的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盲目推进（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协调）等错误，演变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如果控制不了的话）进而发展成全局性的社会动乱。这对社会主义中国也不例外。创造和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也是中国现代化起飞阶段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应当慎重地选择社会改革方式，实施渐进改革，以此促进长治久安，在长期稳定中求得发展，逐步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比较顺利地解决世界历史难题，最终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邓小平同志讲，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因此，对社会稳定的研究是关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条件的世界历史思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稳定”标示着社会良性运动与协调发展的状态。其内涵是指社会机体能够协调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社会运行处于有条不紊的整合状态。其外延包括：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社会秩序和人心等方面的稳定。它表现为：政通人和、民心安定，社会成员各司其职，社会没有巨大纠纷、冲突、危机，法律、道德、习俗能比较有效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如果一个国家，其内部长期动荡不安，就难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更不要说有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了。同时，对于一个原本开放的国家来说，其内部的不稳定往往易于导致他在外部受制于人。就目前我国而言，稳定是主流，是基本的方面，但也存在着较多的不稳定的因素，如腐败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严重侵蚀，分配不公，就业不足和人口超量流动，社会分层和收入差别的急剧扩大，各地区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新旧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某些道德滑坡，以及落实政策中的缺口和民主表达障碍的存在，等等。当然，这些不稳定因素还没有引发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但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任其发展，就有可能汇聚成为可怕的洪流，从而使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不安。这必然会极大地损害甚至中断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应当加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战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