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是经济稳定。要保证经济稳定，就必须做到：其一，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长期在整体上保持社会总需求不超过总供给，建设规模和消费不超过国力和生产能力，以使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坚持经济的长期稳定的发展，这本身就能实现最快的增长速度，最好的经济效益。其二，对于处于现代化起飞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特别要注意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原则，逐步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使国家整体摆脱不发达状态，尽可能地使全体人民都有相对均等的机会来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其三，满足基本需要，提高生活质量，把消灭绝对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状况与开发人力资源紧密地结合起来。联合国工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不断减少生活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作为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这是有道理的。因此，在未来的50多年内，在满足基本需要方面，我国应把重点放在：近期内解决目前尚处于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的65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为将要新增加的3亿多人口提供和创造就业机会；为大约3.2亿老年人提供基本的赡养资金和社会保障，至少应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致下降。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同时，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生活质量。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这一论断，丝毫不意味着仅抓经济稳定，就能确保整个社会的稳定。保持和加强我们社会的稳定，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应从这一系统工程的整体来看待稳定工作的各个环节。实际上，稳定工作的其他环节出了问题，经济稳定就难以保证。稳定工作千头万绪，但我们认为，除了抓紧上述经济稳定的具体工作外，至少目前还应从解决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着手：（1）经济组合的有序化，就业结构改革的协调化，特别是社会发展的配套化（忽略社会发展的配套化，片面地强调经济、技术、国防等方面的硬性发展指标，而不重视政治、文化、精神文明等方面的软性指标，其最终结果必然是：与经济增长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动荡，而长期的社会动荡又必然会阻碍经济增长。这是一种恶性循环）。（2）保障社会发育与社会控制的同步发展。例如，在改革经济体制时，应同时注意行政、法律、道德等社会控制手段的改革。（3）加紧制度建设。这里所讲的“制度”不是指社会基本制度，而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种种规范和有序管理。从制度的角度上看，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是以人格为保障的结构形式。制度建设既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环节，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切实可行的规范教育。（5）充分发挥大众传播媒介的良性功能（指造成良好舆论，发挥其监督环境、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作用）。
    总之，只有保持和维护我们社会的稳定，才能够积极地、富有成效地参与国际交往，并在其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自身。当然，在中国造就和保持社会的稳定，其复杂性程度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说，要统治象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协调各种集团的关系，取得进步而不产生社会和思想的动乱，困难是很大的，对于哪怕最灵活、最明智的领导人都是一个考验。但是，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特有优势，切切实实地努力做好各项稳定工作，在世界现代化的大川中，中国这艘社会主义的巨轮就能够乘风破浪，驶向并达到预定的目标。
    （五）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
    这与保持和加强社会的稳定是属于同一序的问题，不过在这里所要侧重探讨的是，中央政府在社会稳定和现代化中的作用。
    世界上大多数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在其现代化发展的初期（甚至到中期）都面临着这样一个严重问题的困扰：软政权化。意指，因政府行政指令贯彻能力的衰退、行政实施效率的低下以及法律规则被任意破坏而引起的一种综合现象。其主要表现是：社会成员各自运用自己掌握的某种稀缺资源如权力（包括“职业”权力）和金钱等等，在违反和抵制法律规则的基础上，为一已的私利进行交换；对法规的遵守与解释的松弛性和随意性；各种腐败行为间的互诱性。与软政权化相伴而生的必然是体现着“分利化”倾向的分利集团。分利集团往往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社会和政治资源，阻碍技术的进步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并通过权钱交易来降低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益。分利集团是现代化发育过程中的“肿瘤”，具有投机性、排他性和封闭性。例如，南亚的种姓和种族集团、宗教团体，和以这些集团和团体为后盾的院外集团均属于分利集团。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也是互为因果的。分利集团一旦形成，它必然利用自己垄断的各种资源和手段非法获得既得利益，从而进一步导致软政权化。一旦这种恶循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便会中断，或陷入发展的陷井。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社会和个人缺乏自主性。为了实现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发展社会内源性活力及各种资源，调动社会与个人的利益机制。因此，传统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一开始推行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放松对社会与个人的控制（也称“放权让利”），以鼓励个人与社会的自主发展。但问题也会接踵而来：当随着“放权让利”传统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各类规范很快失效之时，新的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规范却没有在社会内部找到（或没有完全找到）由以运作的“支撑点”，因为，传统社会内部原先并不存在以市场和契约来进行资源配置的机制，从而也不存在整合那些刚从国家的直接控制和支配中脱离出来的社会个体与群体。这样，“软政权化”现象便产生了。与此同时，一些拥有传统资源的势力（如地方政府、宗法家长、行会、有特权的个人等等）便趁机利用自己的权势，截留国家下放的权力，并借此来获取经济资源和其他各种利益，从而形成“地方割据”、“行业割据”、“企业割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