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我国，类似于“软政权化”和“分利化”的现象已经发展到不能不加以重视的程度。例如，中央政府的指令有时在某些地区难以贯彻，国有财产的大量流失，国家财政拮据已影响到政府对社会生活的整合能力和行政能力，某些地区的“父母”官们已腐败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宗族械斗、黑社会团伙、灰色社会群体在一定的范围内相继出现，等等。至少我国的现代化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中央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放权让利”是对的，但中央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却不能因此而削弱，恰恰相反，应当得到加强（这主要指在社会整合、稳定社会和发展战略宏观指导方面的能力应得到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是改革、现代化和追求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包括有效地控制人口总数，保护整个民族生存的自然基础，为持续发展创造安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全面设计、组织，调节各阶层、各集团之间冲突和矛盾，协调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平衡，等等。特别是在我国市场机制和契约性的社会纽带发育尚不成熟的条件下，中央政府的作用更应得到加强。这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应保持充分的权威合法性资源，并有效地利用这种资源来强化指令贯彻的机制。这也是克服或限制“软政权化”和“分利化”现象的最根本的手段。目前我们所实施的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一最根本的手段展开的。其基本内容是：以改进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计划体制，以及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为契机，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保持经济发展的基本平衡，引导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只有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内源性的规范力量才能得以有序发展（从而也才能富有成效地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和世界市场竞争，而不至于陷于依附关系）。当然，克服或限制“软政权化”和“分利化现象，决不能仅从经济方面着手，这涉及政治、文化、民主与法制建设等一系列的问题。但这两种现象的根子则在经济领域，因此，在一定的时期内，把更多的“重药”下在“根子”上，则是无可质疑的。
    综上所述，正确制定和实施因地制宜、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为建立平等的国际新秩序而斗争，正确处理自主与外源的关系，保持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加强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作用，这5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主要的世界历史条件。
    二、面临的世界历史机遇与挑战
    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条件”与“机遇”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故有时我们可以把“条件”和“机遇”作为相互重合的范畴来加以使用。但细微观之，这两者之间的界限还是相对确定的：“条件”主要是就一定的行为主体而言的，一定“条件”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而一定“机遇”的产生则主要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所处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矛盾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发展状况。虽然一定“机遇”的产生不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但是否能抓住和利用一定的机遇取决于一定的行为主体的活动（与“条件”相比，“机遇”具有更大程度上的易变性和易失性）。对于一定的行为主体来说，他的一定的预定活动目标的实现，既需要一定的条件，也需要一定的机遇。进而言之，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不断解决世界历史难题、实现跨世纪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一定的世界历史条件，而且也需要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是否出现了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中国是否能抓住和利用一定的历史机遇，直接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是延缓还是加速，也可以说，直接决定了中国是否能比较顺利地基本实现现代化。
    关于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机遇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即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曾错过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石油等资源性产品比较廉价、国际市场空前发展的良好时机。而当中国开始对外开放时，国际市场已分割完毕，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又使他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同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第四次长波的下波期（始于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延续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故从外部刺激中国经济起飞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上述观点从机遇的角度看到了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不利“情境”，从而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艰难性和曲折性，这是当肯定的，但有些失之片面。既要看到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不利的“情境”，又要看到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方面的有利的“情境”。不利的“情境”与有利的“情境”（这里所讲的有利的“情境”即是指“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往往是并存的或互为因果的。我们认为，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今天，虽然不利的“情境”的确存在，但“一定的世界历史机遇”也正在向中国的现代化迎面走来。
    1.战后建立的以美国经济地位和影响为中心、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标志的世界经济体系，由于70年代初期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和动荡而解体。经过70-80年代的大动荡、大分裂阶段，目前世界经济正处在大调整的过程，其时间肯定要持续到下个世纪初。在大调整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调整的目标定在经济政策、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上，而发展中国家则把调整目标定在协调内向与外向、国营与私营、工业与农业、生产的外延与内涵的关系上，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个国家的调整目标也有其不同的侧重点（实际上，世界经济大调整的过程也是具有不同性质和方向的改革并存发展的世界历史过程）。目前处于调整过程的世界经济，其一体化发展出现了两种相互联系的态势：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实力均衡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浪潮日益高涨，由此逐步构成了世界经济多极格局（世界经济结构的基础单位不断由单个国家转变为地区或国家集团）。可以断言，“多极”、“块式”、“网络”将是世界经济结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基本形式。二是，跨国公司的全盛发展，不仅形成了以跨国投资、生产、贸易、技术和人员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不断扩增的国际经济活动领域，而且使跨国公司本身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的主要角色和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这两种态势使多极协调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也使国际协调在多层次上展开）。
    处于大调整阶段的世界经济及其一体化发展的态势为社会主义中国提供了有利“情境”，具体地说：有利于中国实施多层次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多边贸易战略；有利于中国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利于中国在技术方面辩证地借鉴别国改革和现代化经验，从而也有利于中国在改革和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过程中走出一条自主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同时还有利于中国为建立平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富有成效的斗争。
    2.自80年代以来，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进入了间歇阶段（这个阶段将持续到下个世纪初），这就为社会主义中国吸取、消化、创造性地运用原有的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由于科技革命周期律的作用，于40年代末兴起的现代科技革命的高潮已过，能够左右经济发展的科技革命成果的推动力在减弱，而许多新的科学技术还处于研究或初步应用阶段，一时还难以成为带动整个经济（指世界范围）高速发展的因素。虽然现在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努力研究开发新技术，并利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但并没有由此形成发展世界经济的强大动力。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真正开发且实用的新技术并不多。在本世纪下半叶，诸如生物工程、宇航工业、海洋工程、新能源工程等虽有一定的发展，但还仅处在草创期，难以出现重大突破，也难以大量、广泛地运用实际生产过程中。近年来，有许多国家的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如电子工业）发展很快，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还不足以弥补传统产业部门生产率下降所带来的损失，更不能左右整个经济的发展，且运用于这些新兴部门的科学技术大都源于40-50年代科学所取得的突破性的发展。随着与这些新兴部门相关的技术群进入发展的“饱和期”，突破性的变革将难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