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宗教本位”。“伊斯兰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以宗教--伊斯兰教为本的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宗教性是由它的萌发、产生的过程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如果没有7世纪伊斯兰教的诞生，就没有伊斯兰文化的问世。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及的那样，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不是一种孕育于古代的文化，如中国、印度、希腊文化；而是产生于中世纪，由闪族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后的结晶，但是促成结晶的凝固剂无疑就是阿拉伯人所创立的伊斯兰教。所以伊斯兰教既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也是伊斯兰文化的灵魂。说它是核心，是指它是伊斯兰文化的主体部分；说它是灵魂，是指它渗透于伊斯兰文化的各个领域。这就是所谓的“伊斯兰精神”。阿拉伯帝国初创时期，为了巩固伊斯兰教政权的需要，对早期伊斯兰文化提出的首要任务，就是确立和巩固伊斯兰意识形态，因此对诸如教义学、教法学、伊斯兰伦理学、《古兰经》注释学、圣训学等的研究集中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帝国境内大规模修建的清真寺，其目的固然是为了传播和普及伊斯兰教，但在实现这个目的的同时，清真寺教长通过对教义、教法、伦理道德观念的阐述却又丰富了伊斯兰思想体系。阿拉伯帝国境内的清真寺实质上就是早期的伊斯兰学校。教长常常收留部分优秀的青年信徒作为他们的学生，通过重点培养的方式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哈里番或宗教学者。许多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学派的著名学者几乎都是在清真寺内受的启蒙教育。例如早期伊斯兰教最著名的教义学派之一--穆尔太齐赖派，就是由于清真寺教长--老师与学生之间对某些教义的理解发生分歧，通过辩论发展起来的一个教派。
    因此，我们可以说，伊斯兰文化“宗教本位”特点的形成有其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其物质基础就是无所不在的清真寺，其精神基础就是无时不念的《古兰经》。在这方面，清真寺的作用与基督教堂相比，前者远远超过后者是显而易见的。
    一种文化的强大或深刻与否，主要表现于对人的影响程度。伊斯兰文化对穆斯林的影响既深刻又全面，主要赖于“宗教本位”思想的作用；其结果就是伊斯兰精神浸润到穆斯林生活--物质和精神--的诸方面，以至许多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不区分宗教和世俗领域”[⑧]，“伊斯兰教是一种总的生活方式，宗教是政治、国家、法律和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⑨]。这是考察伊斯兰文化时不容忽视的一个观点。伊斯兰精神对穆斯林心灵影响的深刻性在当代许多阿拉伯作家的小说中有诸多描写。下面我们就举当代埃及著名作家伊哈萨·阿卜杜·库杜斯的短篇小说《上帝至爱》中的部分描写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上帝至爱》是一篇描绘发生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间男女青年的恋爱悲剧。男青年是科卜特人信奉基督教，女青年是埃及人随家庭信奉伊斯兰教。男女青年相爱甚笃。为了缔结姻缘，根据阿拉伯世界的习俗，两人中有一方必须改宗信仰对方的宗教。于是两人通过类似抓阄儿的方式决定了女青年改奉基督教，并商定次日去教堂履行有关改奉基督教的手续。当晚，女青年思潮起伏，辗转于床榻而无法入眠。作家用如下的笔触描绘了她的内心感受：“她一夜未睡。当她作为穆斯林时从未意识到的伊斯兰教，在那天晚上她却完全感知了；而且她觉得，她以往的生活及她所能记忆起的全部事情无不都与宗教有关。她记起了经历过的件件小事包括那些早已淡忘了的琐事，可是正是这些小事和琐事构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她记起了她父亲幼时的保姆梧姆·易卜拉欣哈吉，每个星期都要抽空上她家来看望她并忙活着焚香熏屋；她高举着香炉在她头上转悠，而且嘴里喃喃不绝地念着《古兰经》的片段或祷词……她又记起了孩提时的梳头娘梧姆·阿卜黛带她去澡堂子洗澡；她一面不时地捱着水从她头顶上浇水并用手揉擦她细嫩的肤体，一面嘴里念道：‘愿真主赐福与他使他平安……你说，我求庇于曙光的主，免遭嫉妒者嫉妒时的毒害’。[⑩]她又记起了去墓地时在她父亲墓前念《法谛海》（11）。她又记起了斋月末尾全家人企待着开斋炮的响声、节日的欢宴和从无线电中传出的铿锵有力的诵经声……她又想起了，她发誓时，在任何场合都好用‘先知’之名起誓；那么，现在她若要发誓，又是以哪位先知之名呢？……”。
    接着的一段描述，作家发表了一段耐人寻味的个人议论。他说：“她尽管是个穆斯林，但她并不清楚地意识到伊斯兰教在她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的，她既不礼拜也不把斋，但是，伊斯兰教中却包含了一种比礼拜和把斋更深的东西。这种东西已与她的血液混同一体，与她呼吸息息相关；这是人所无法感知的，就像人无法感知血管中流淌的血液或感觉不到无时无刻都在呼吸一样。”
    这就是对伊斯兰文化的主体部分--伊斯兰教世俗化的生动描绘，从中可看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不同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承上启下”。这是指它继承了古代世界的优秀文化如希腊、罗马文化；同时它通过自身的发展和创新为近代文明的兴起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伊斯兰文化诞生时所占有的天时地利有助于它负有承上启下的特点。7世纪阿拉伯穆斯林从阿拉伯半岛崛起时，当时西亚的两大霸主--拜占廷和波斯萨珊王朝因连年对外战争国力空虚走向衰微，这在客观上给穆斯林的军事扩张减少了阻力，使阿拉伯人顺利地越过阿拉伯半岛进入拜占廷帝国所统治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埃及等地以及波斯和印度西北部。众所周知，这些地区都是古代东方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而且自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侵后已在上述诸多地区建立了“希腊化”城市，其中有的成为东方的希腊学术中心，如有名的亚历山大（在今埃及亚历山大市）、纳绥比（在今叙利亚）、安塔基亚（在今土耳其）、鲁哈（在今叙利亚）、哈兰（在今叙利亚）、君迪·沙普尔（在今伊朗西南部的胡泽斯坦）等。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上述学术中心遗留下来的希腊著作、文化传统和科研人才成为7世纪阿拉伯穆斯林直接了解希腊文化的珍贵财富和发展伊斯兰文化的有效养分。
    例如君迪·沙普尔学术中心，在5世纪末曾收留了许多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学者，从而一度成为传播基督教文化的重要中心。公元529年，由于雅典柏拉图学园被封，一批新柏拉图主义学者因在雅典的活动受阻，而被迫转移至东方的君迪·沙普尔。他们在那里受到波斯萨珊王朝的热情欢迎并被安置在君迪·沙普尔学园继续他们的哲学研究。同时，在这些希腊哲学家的帮助下，许多著名的希腊古籍如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著作被译成波斯语等东方语言，在东西方学者携手翻译的过程中，又促成希腊哲学与东方哲学--印度、叙利亚、波斯哲学的交流和结合，从而推动了东西方的哲学研究，相互获得了取长补短的效果。640年，阿拉伯穆斯林进驻萨珊王朝的胡译斯坦，同时也接收了君迪·沙普尔学术中心的科研成果和研究人才。据史载，762年阿拔斯王朝新都巴格达建成后，有一部分君迪·沙普尔的学者移居巴格达，在那里继续从事希腊文化的研究工作；聂斯脱里派的著名医学世家--白哈梯舒家族由君迪·沙普尔迁往巴格达后就成为阿拔斯朝的宫廷御医，自曼苏尔哈里发起在朝廷供职几乎达三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