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的华夏文明和古典时代的希腊文明大体上是同一时代矗立在亚欧大陆两端的文明殿堂。它们如双峰对峙，两水分流，有其共同的方面，也有其不同的方面。
    就其共同的方面而言，两者都能冲破普遍笼罩古代世界的宗教迷雾，高举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旗帜，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但两者不同的种种方面，更引起东西学人的重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王权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对比。
    中国的殷商时代和希腊的迈锡尼时代都可以认为是列国林立、强者称王的时代。王权的发展可以认为大体上处于同一水平。中国从周克殷（公元前1027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希腊从荷马时代开始（公元前12世纪）到希腊城邦独立自由的终结（公元前337年），两者同归而殊途，是我们将着重对照比较的年代。前者我们视为中国的"古典时代"；后者我们视为希腊的"古典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国西周春秋时期的封建王权[①]向战国时期的专制王权发展，到秦统一中国，列国并立时期的专制王权更转化为大一统专制皇权。大体上同一年代的希腊，带有军事民主主义色彩的王权在其初生阶段就向贵族共和过渡，其中不少城邦经历过一段僭主统治以后，更进一步向民主政体过渡，雅典是我们最熟知的典型。
    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相若[②]，在历史上又大体处于同一年代的文明古国，在政治制度的演变上却显示出如此鲜明的反差，其由安在？
    是民族素质差别有以致之吗？亚里斯多德认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地忍受奴隶主式的统治。"而"希腊民族……既富于热忱又长于智谋，前者使他们成为自由人，而后者则使他们成为治理得最好的民族，而且只要它一旦完成政治统一，它就有能力统治任何其他民族。"[③]这是近代西方种族优越论者的鼻祖。在殖民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全面瓦解的今天，这种学说的市场已显得愈来愈冷落了。
    是"绝对精神"外化阶段的不同吗？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就是"精神"外化的过程。"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一部分'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④]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有不少精辟的论断，表明这位睿智的老人对历史的洞察力；但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这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核心思想，今天只能把它当作形而上学的古董来鉴赏了。
    是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所形成的区别吗？这是一种在当代还相当流行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引用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历史的地理基础》中的有关论述，宣扬大陆的河川所孕育的是农业文明，而海洋所孕育的是商业文明。前者封闭、保守、听天由命，从而成为产生专制主义的温床；后者开拓、进取、敢于乘风破浪，因而成为民主主义的先驱。前几年，《河殇》鞭挞"黄色文明"，歌颂"蔚蓝色文明"，把这一观点发挥到极致。其实，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历史的地理基础》中同样也指出："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而且事实上，它也并没有继续产生其他的荷马。"[⑤]黑格尔的意思很清楚，地理或自然环境是同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作用于历史，而且其所起的作用是因时而异的。单纯突出地理环境的作用肯定会走入理论的误区。
    社会是一个系统。历史的发展受从属于内因和外因、根据和条件、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和意识、传统和现实……等范畴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支配和影响。尽管经济基础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但绝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
    以下笔者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将双方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加以对比，对这一史学上的难题做一些尝试性的解析。
    王权的强弱在起点上就有差别
    周克殷，多利亚人征服迈锡尼世界，同为征服，两者的结果却大不相同。
    周克殷以前，已由"野蛮"进入"文明"。"小邦周"和"大邦殷"虽有大小强弱之异，而无"野蛮"、"文明"之别。公元前1027年（？）的牧野之战，敲响了殷王朝的丧钟。周王代替殷王而成为天下的"共主"。
    殷的统治分"内服"与"外服"。"内服"是殷王的直属领地，"外服"则是服属于殷王、有"来享"、"来王"之责的"侯"、"甸"、"男"等统治的方国。周的统治也分"内服"与"外服"。"殷之诸侯皆异姓"[⑥]。而周在外服所封的诸侯，虽然沿袭了"侯"、"甸"、"男"的名称，但大都是周的同姓以及少数异姓的姻亲。
    《左传》昭公28年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实际上，受封的同姓和异姓诸国，要远远超过此数。周王在王畿之内，诸侯各自在其封境之内，还进一步授卿大夫以"采邑"。这种"授民、授疆土"的逐层分封的方式，是以宗法制为框架的典型的领主封建制。诸侯对周天子来说是"臣"，在其封国之内他则是"君"。卿大夫对诸侯来说是"臣"，在其采邑之内，他同样也是"君"。不过只有天子之"国"（"邦"）和诸侯之"国"（"邦"）是具有主权的国家（虽然诸侯之国的主权最初不一定很完整），卿大夫的采邑则不能称为国家。"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⑦]周继承并发展了殷的封建君主制；在宗法制的基础上，周代的王权进一步加强了。
    迈锡尼文明对希腊或爱琴世界来说，是其文明的第二幕（第一幕是克里特文明）；对希腊人来说，则是其文明的第一幕。特洛伊战争是它的最后一场·据《伊利亚特》卷二，阿凯亚人参战的城邑，军事领袖，参战的船舰之数，均一一列举。不管荷马史诗中有多少艺术虚构的成分，这一记载应该是有其历史根据的。[⑧]据此可以看出，迈锡尼世界是一个王国林立，而迈锡尼王是雄踞其上的"共主"或"霸主"的世界。线形文字B中保留大王（Perekuvanaka）、王（Uanaka）、侯伯（Basilius）的称号[⑨]，似可说明迈锡尼社会也是一个封建社会，迈锡尼文明是带有海洋色彩的封建文明。
    公元前12世纪中叶，多利亚人由北希腊南下之时，还是处于野蛮阶段的部落群。他们对迈锡尼世界的征服，（只有雅典幸免于难，可能还包括攸波亚岛）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这就不可避免使希腊堕入黑暗世界。公元前12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黑暗时代"。迈锡尼文明只有在盲诗人的吟咏中还闪烁着它残存的光辉，连迈锡尼文字都不再有人使用和辩识了。在黑暗时代的军事民主主义中成长起来的王权是相当稚弱的。《伊利亚特》开卷之始就描写了一个希腊王侯阿喀琉斯同迈锡尼大王也是联军统帅的阿伽门农为争夺一个漂亮的女俘而引起的争吵。阿喀琉斯以"罢战"为手段来表示他的愤怒。这是对王权的公开挑战。迈锡尼时代可能真有这样的传说；但诗人在《伊利亚特》中把它安排在"开卷第一回"，而且把阿喀琉斯的"罢战"与"复出"作为主要线索贯串全诗，这也十足说明在史诗形成的时代（公元前9至8世纪）希腊人的意识中、特别是在史诗的故乡--小亚西岸中部爱奥尼亚移民后代的意识中王权所占的份量。
    所以在我们把古典时代的中国同古典时代的希腊进行比较时，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王权的强弱在起点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