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大致可分为下列几个方面：
    一、地方行政区划的重构，废除过去的四部落制，代之以10个各由3个"三·一区"（分别代表平原、山地、海滨）组成的新行政区。
    二、每个行政区选举代表50人，10个行政区共选举代表500人组成新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所创立的四百人议事会，任期仍为一年，议事制度更趋完善。
    三、规定公民大会每年定期举行例会10次，有重大紧急情况另行召集，使公民大会能正常发挥作用。
    四、陪审法庭进一步制度化、正常化。
    五、在十执政官之外又设立十将军之职，完全由选举产生，连选的连任。此后将军遂成为最重要的军政首脑。
    六、制定陶片放逐法。在年中举行公民大会时，讨论有无必要举行放逐表决，以决定放逐对象，总票数必须超过6000方为有效。
    克利斯提尼的政治改革是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使之进一步适应时代的需要，使其运作机制更趋合理完善。其中有两项改革特别值得重视：一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重构，大大削弱了贵族保守势力，每一行政区应选的100名代表，按每一"德谟"（基层组织名）人口数的多寡进行分配。这就有利于人口较密的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城市地区选举较多的代表进入议事会，从而使"中间阶级"在议事会中有更多的席位和发言权。二为陶片放逐法。政治领袖政见之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派系之争往往影响政局的稳定。陶片放逐法把政治领袖间的争端由公民群众来裁决。流放只及于领袖本人，不株连亲属和党羽，保护被放逐者的财产，10年后可回国，使政治斗争尽可能在法治轨道内进行，避免暴力和流血，让时间和实践来检验政见的是非。这是克利斯提尼在政治改革上的一大创新，对稳定此后的雅典政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深远的影响。
    通过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的民主政治终于基本建成。
    我们透过雅典的这一阶段的历史可以认识到：民主政治不是任何抽象理论的产物。它不是根据某种政治理论，由社会"精英"建立起来的。它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梭伦在历史条件未成熟时就"赐予"雅典一部民主的宪法，它是不可能真正付之实施的。只有经历了近一个世纪，雅典的城乡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了，雅典中间阶级的力量大大壮大了，雅典公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大大提高了[42]，他们由"自在"的力量转为"自为"的力量，在历史舞台上能够起主宰作用，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建立并巩固。公元前510年前后几年是雅典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雅典的公民群众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历史主动性。这是民主政治得以建立并巩固的主要动力和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克利斯提尼正是适应时代的要求而涌现的历史人物。
    克利斯提尼所创建的雅典的民主政治，经受了希波战争的严峻考验。希波战争以希腊方面的全面胜利而结束，雅典在战争中砥柱中流，功勋卓著。希波战争结束后，雅典成为海上霸主，成为提洛同盟的领袖。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阿提卡的皮雷埃乌斯港成为地中海世界最繁荣的商港[43]。雅典民主政治的体制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公职人员选任的财产资格逐步降低以至取消，公职津贴逐步推广以至全面推行（仅"将军"始终为无给职），下层公民的参政权利由此获得基本的保证。据说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曾经骄傲地宣称："……我们的政体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是为了多数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我们的法律，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所偏私；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不同，但在选拔某人担任公职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他的阶级出身，而是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任何人，只要他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上所享有的这种民主自由，也广泛地体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44]这里伯里克利所说虽不免有夸饰之辞，但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实际。雅典的民主政治由此进入了它的全盛时代。
    结束语
    从上述的历史对比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封建领主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保留着某些军事民主主义的残余，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在地主经济和小农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出现专制王权和大一统专制皇权，也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
    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又是一种观念形态。民主政治的细胞是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这种政治上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须以经济上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为前提。
    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自由地从事生产并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自由地交换其产品，是商品生产者的本质属性。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指出："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的再生产物而已。"[45]
    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产生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
    在世界历史上，古代社会（包括所谓"中世纪"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商品经济在其中只扮演配角。只有在近现代的工业社会中，商品经济才扮演了主角。事实上，工业社会正是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孕育出来的。
    古典时代的希腊从总体来讲也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但在爱琴海沿岸地带，包括海中某些岛屿上的城邦，以雅典为代表，由于本文前述的种种机缘的耦合，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因而在人类历史上，这里便成为产生自由、平等观念的摇篮，成为民主政治的故乡（当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虽然，雅典之于整个希腊世界，不过是其中的一隅之地；即使再加上爱琴世界的若干名邦，也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正是它们成为整个希腊的代表。于是古典时代的希腊社会，竟然具有类似"近代"的特色，从而使希腊的古典文明在整个世界的古典文明中独树一帜，发放出与众不同的奇光异彩。虽然它的辉煌时期为时不过200年，一旦时过境迁，它便随之声销影歇。但是，当西欧历史走出它的所谓"中世纪"，亦即走出日耳曼人的封建领主制阶段，商品经济的春潮又在更高的层次、更大的规模上逐步高涨的时候，希腊古典时代的自由、平等思想，便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用以向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希腊古典时代的民主共和政体，也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向专制王权进行斗争时的重要历史借鉴。这对推动西欧社会的近代化，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假如说先秦时代即古典时代中国历史的演变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古典时代希腊的历史演变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随机性。但是这种随机性的体现在世界历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因而在古代世界仅如惊鸿一瞥的希腊古典文明，同在古代世界绵延不绝、独领风骚的华夏文明遥相辉映，既各具特色，又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