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经济不同于领主经济。在领主经济中，领主不仅世代相承，稳定地占有土地和农奴，在经济上剥削农奴，而且在领地上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军事权，直接统治农奴。在地主经济中，地主对土地的占有权是不固定的，而且往往是分散的，他们主要依靠契约在经济上剥削佃农，并不亲自掌握行政权、司法权和军事权直接统治佃农。这些权力从土地所有权游离出来以后，必须由一个在地主经济之外、驾乎整个社会之上的统一政权来行使。
    从事个体生产、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小农，"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需要一个"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19]
    春秋战国之交出现的专制王权，正是适应这样的历史要求，在不断的军事扩张中产生的。
    在这个大转变过程中，商品经济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它是前述一系列转化的催化剂，并为武力所创建的领土国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粘合剂。
    商品经济在其发展的初期需要专制王权的保护，专制王权在其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中也需要工商业者的支持。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者就会不安于长期依靠专制王权的庇荫。他们要求参政权，甚至更进一步要求由自己或自己的代表来掌握政权，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专制王权在自己的统治相当稳固以后，也往往把工商业者视为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甚至是一股威胁自己的力量。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斗争的前途如何，决定于专制王权和工商业者或曰"中间阶级"的力量的对比。
    古典时代的中国本来就具有天下一统的意识。尽管这种"统一"在殷、周时代是封建制（与中央集权相对立的领主封建制）的松散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意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可贵的、独一无二的思想遗产。战国时代争鸣的百家尽管是异说纷纭，天下应该"定于一"，却几乎是各家的共识。加上文字的基本统一，文化的基本统一，这种种都有利于政治上再造统一、而且是更高层次的统一的有利因素。
    天下如何"定于一"？各家有不同的主张。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统一只有通过一系列兼并战争来实现。
    较之春秋时代，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次数更多，规模更大。随着兼并战争的进一步加剧，郡县制推行的范围逐步扩大，官僚制逐步完备。郡县由君主直接控制，郡县各级的负责官僚由君主直接任命。将相分置，文武分途。权力愈来愈集中于君主之手。
    与此同时，尽管商品生产与流通受到战争的很大干扰，商品经济仍有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地大物博。就地形而论，有山岳地带、丘陵地带、平原地带、海滨地带之分；就气候而论，有温带、寒带、热带之别。战国时代的商品交换，不仅以农工的分工为基础，地区之间的分工，更扩大了交换的广度。且看荀子对此的有关论述：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弦、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君子剥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为大神。"[20]
    由此可见在战国中后期，不仅农工各业之间的分工有了显著的发展，而且各地土特产的交流也相当兴旺，形成了"国际"间的"统一市场"。与此同时，出现了像临淄、邯郸那样近10万户的大都市，处于中原水陆交通中心地带的定陶更成为当时最繁荣的商业都市。黄金成为"国际"间的通用货币。商品经济发展的这种"国际"规模，无疑也是促进统一的有力因素。
    但是，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主要内容是贩运商业，是利用物产的地域差价和季节差价来买贱卖贵，取得高额的商业利润。春秋末期范蠡、端木赐，战国初的白圭以至战国末的吕不韦都是以此发财致富的。制造业中只有煮盐、冶铁两业因与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密切相关出现了巨富，制陶业似乎只是地方小手工业，丝麻纺织业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末能破坏"男耕女织"的传统而未取代家庭纺织业。
    商品经济未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原因，看来和下列情况有关：
    一、战国时代，小农个体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五口之家、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似乎是标准的个体农户。向"编户齐民"不受制约地征收赋税、征发力役是专制王权的特征。个体农户交纳的赋税是专制王权主要的财政来源。根据李悝的计算，在平收之年，农户也是入不敷出，更不用说歉收之年了[21]。孟子说得尤为痛切：国家对个体农户"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22]农民的剩余产品甚至部分必要产品都全部上交官府，同市场的联系极为有限。因而农村市场必然是很狭隘的。
    二、在封建君主制时代，封建君主就建立了官府手工业。到集权君主制时代，官府手工业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各诸侯国中央、就是郡县一级地方政权，都拥有各种官营手工业作坊，并有一定的管理监造制度。《考工记》就是一部记载战国初年齐国的官府手工业的文献，是当时一部有关手工业制造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汇编。官府手工业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产品经济，不计成本、基本上不经交换渠道而分配。[23]这种官府手工业的存在，无疑妨碍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
    上述情况制约了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也就制约了工商业者力量的成长。
    春秋至战国数百年间，王权在增长，工商阶级的力量也在增长。战国初期初步确立的专制王权在战国中后期更为频繁更为扩大的战争中日益加强，商品经济则因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而未能获得应有的发展。专制王权与工商阶级的力量对比逐步向专制王权倾斜。春秋时代，"国人"在国政的重大问题上还有一定的发言权。"尔毋我叛，我毋强贾"[24]，国君还得尊重商人从事买卖的自由。在春秋末年，"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25]。到战国时代，作为军事民主主义残余保存在封建君主制时代的一些"国人"的权利已荡然无存；像子贡那样公然在诸侯间进行"公关"活动并且得到诸侯优遇的现象也难得再见于战国时代的历史。商人不能作为一个等级的代表光明正大地争取参政权利，从而使"封建君主制"转化为"等级君主制"，而只能以一种"秘密"的方式参与宫廷的政治斗争，以求保护工商业者的权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吕不韦在秦国所进行的一场斗争。
    封建统治阶级往往是乐于利用工商而又贱视工商的。专制王权强大之时，很难再容忍有一股可以与之"分庭抗礼"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战国时代的法家从强调农战的观点出发，不仅贱视工商，而且敌视工商。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鼓吹"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26]，几欲尽驱举国之民全归于农，制定种种抑商政策。在《垦令》中商鞅提出："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即关闭粮食市场，使商人不能再从事粮食投机，获取厚利；"重关市之赋"，即提高工商业税，抑制商品流通。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加重商人负担的措施。这类抑商政策是否都付之执行，延续的时间有多久，我们现在都难以断言。但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从此成为秦国以至此后秦汉皇朝的国策。吕不韦当政时代对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可能有所调整。商鞅是重本抑末，而吕不韦则本末兼顾。大牧主、大商人乌氏倮贵"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清"，巴蜀寡妇清世管丹穴致富，政府为之筑怀清台，可能都是吕不韦当政时奖励工商的措施。[27]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亲政，吕不韦"饮鸩而死"[28]，他所采取的一些调整政策大概就此人亡政息。秦始皇变本加厉地执行崇本抑末的政策：伐魏之时，迁魏之冶铁家孔氏于南阳；破赵之时，徙赵之冶铁家卓氏于临邛[29]。统一全国以后，更把"贾人"随同"诸尝逋亡人"、"赘婿"一道谪发戍边[30]，后来甚至谪发到"尝有市籍者"、"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31]。这当然是对工商业者的严重打击。决战是在大一统皇朝建立约百年之后、汉武帝当政时进行的。商人阶级在西汉前期"黄老之治"下经历一段"辉煌"以后，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此是后话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