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公元前594年，贵族担心出现僭主政治，于是授权出身于王族、在雅典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梭伦以"仲裁者"的名义全权进行改革。
    梭伦的改革大体分为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经济改革最主要的是颁布"解负令"，废除公私债务，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拔除被抵押土地上的债碑，赎回陷身为奴者。
    其次是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如鼓励橄榄的种植，促进农产品的商品化，以授与公民权为条件，鼓励外邦手工业者来雅典定居执业……等等。
    政治改革可分为下列几方面：
    公民大会在法律上成为最高权力机关，从而把这一军事民主主义时代的残遗改造为新的民主政治的柱石。
    建立由公民"普选"的代表组成的"四百人议事会"。它可以被视为公民大会的常务委员会。这不仅是雅典政治制度上的一大创新，很可能是世界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创新；它是近代"代议制"的滥觞[37]。
    以财产划分等级，公民的政治权利因所属财产等级的不同而有差异，而与原来的"出身"无关，从而在贵族门阀的壁垒上打开一个缺口。
    梭伦的这一套政治设计，不知在历史上有无借鉴。它似乎是一套"史无前例"的设计，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治"的设计[38]。
    梭伦在任期届满后就去国远行。他希望雅典人能把他的改革坚持下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由旧秩序的破坏到新秩序的建立总要经过反复的斗争，"一举"解决是不可能的。
    梭伦未去国前就有各种政治党派各种政治倾向的人物对他提出种种不同的要求。去国以后，党争依然激烈。梭伦的经济改革由于人民群众的坚持而保存下来；梭伦的政治改革则未能顺利执行。
    梭伦不愿意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自任终身独裁者。从伦理道德观点来看是"高风亮节"，从政治观点来看，则属"理想主义"，不切实际。
    当时，雅典农村从事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者人数不多。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生产的小农，他们有相同的利益，但没有"共同"的利益。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有别人代表他们。羽毛未丰的工商业者虽有参政的要求，但还没有执政的气魄和能力。他们需要一段"权威主义"的统治。
    所以，民主政体的建立、巩固还有待于城乡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者阶层即"中间阶级"的力量的进一步壮大。在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梭伦的政治改革显然是"超前"了。它不可能巩固几乎是历史的必然。而僭主政治则或迟或早总会应运而生。
    贵族的叛逆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61-560年、556-555年、546-527年三度执政、两度逃亡，只有第三次执政时，才巩固了他的僭主统治。在他执政期间，政府向农民发放贷款，改善农民的经济地位，鼓励葡萄和橄榄的种植，使更多的农民与商品经济发生密切的联系；开拓进入黑海的通道，在去黑海的走廊地带建立据点……从而使雅典的工商业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获得飞跃的发展。早在公元前560年或550年前后，雅典陶器的输出已超过了科林斯。通过庇西特拉图的僭主统治，雅典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地取得了后来居上的地位[39]。
    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庇西特拉图所建立的僭主政体不同于前此希腊历史上的僭主政体。他维护了梭伦所制定的绝大部分法律[40]，他的僭主统治是"具有宪法形式的"[41]僭主统治。这虽无损于庇西特拉图的独裁，但可以认为，这是雅典人在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的体制以前所进行的"演习"。这种演习对提高雅典公民的政治素质，增进他们的民主意识，无疑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管庇西特拉图的成就是多么"辉煌"，他的家族在雅典的统治同样不能逃脱"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命运。庇西特拉图死后，其子希庇亚和希帕库既无乃父的才智，也无乃父的威望，依靠严刑峻法进行统治。在希帕库被刺以后，希庇亚的统治更为残暴，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另一方面，经过近100年的发展，雅典农村与商品经济有联系的阶层已经成长起来，城市中工商业者的力量已经相当壮大。僭主政治已从他们的保护伞转变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了。
    在反希庇亚的斗争中，流亡贵族与国内的"中间阶级"暂时结成"统一战线"，并借助斯巴达的力量，经过公元前511、510年的两次战争，才推翻了希庇亚的统治。流亡贵族中的保守派领袖伊萨哥拉当选为公元前508-507年执政官。流亡贵族中的民主派领袖克利斯提尼（他在流亡期间在国外经营企业，颇有成就）首先努力争取群众，向群众宣传民主政治的纲领。伊萨哥拉以克利斯提尼的先人曾使阿提卡招致亵读神灵的污染为借口，放逐克利斯提尼，并向斯巴达求援。
    斯巴达国王克里奥梅尼又一次率军来到阿提卡。这一次斯巴达军来阿提卡不是帮助雅典驱逐暴君，而是干涉雅典的内政。克里奥梅尼流放伊萨哥拉指名的700家族，宣布要修改公民名籍，剥夺那些不该享有公民权者的权利，并企图解散四百人议事会，建立以伊萨哥拉为首的寡头政权。克里奥梅尼并以武力占领雅典的卫城。
    在克利斯提尼已经被迫流亡的情况下，四百人议事会领导广大群众拿起武器包围卫城。克里奥梅尼率斯巴达军从卫城狼狈撤离，伊萨哥拉可能随之逃亡，克利斯提尼及其同被放逐的党人被召回国进行改革。
    正当克利斯提尼进行改革之际，公元前506年斯巴达又进行新的干涉。克利奥梅尼不甘心于年前失败，归国以后又组织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联合底比斯、卡尔基斯，精心策划了对阿提卡的三路围攻。雅典军民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首先迎击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由于科林斯的反对，加以斯巴达另一国王与克利奥梅尼不和，这一支军队不战自退。雅典军队转头北上，以巧妙的战术分别进攻底比斯和卡尔基斯的干涉军，大获全胜，俘获了大批敌军。这一次辉煌的军事胜利保证了克利斯提尼改革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