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的历史行程中诞生的民主政治
    希腊古典时代的商品经济，同样是在铁器普遍使用、工农业生产力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希腊古典时代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僭主政治。僭主政治只出现在沿爱琴海两岸及海岛上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可见它与商品经济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这里论述的只限于早期僭主政治，而且不包括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地带）。
    它出现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邦，因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腐蚀着沿海各城邦的传统经济，土地兼并加剧，债务奴役盛行，社会动荡不安，城市工商业不能正常发展。于是便有野心家（这其中有出身于贵族阶级的叛逆，有出身于贫贱的枭雄，也有本身就是手工作坊的坊主）利用城市人民群众的力量，趁时兴起，以非法手段取得政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这便是所谓"僭主政治"。
    商品经济发展的早期，如前所述，需要专制王权的保护。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公元前8世纪前后君主政体即已演变为贵族政体，于是僭主政治便充当了这种作为商品经济的保姆的专制王权的角色。
    "僭主政治最初起于小亚细亚及诸岛屿"[32]。最先出现僭主政治的可能是累斯博斯岛上的米提利尼和小亚西岸的以弗所，此后陆续出现于小亚的爱奥尼亚城邦和希腊本土爱琴海西岸的多利亚城邦阿果斯、科林斯、麦加拉以及科林斯湾中的西库翁……等城邦。科林斯的基普塞卢（657-625）、佩里安德鲁（625-585），西库翁的克科斯提尼（600-570），米利都的斯拉苏布卢（公元前7世纪末），萨摩斯的波利克拉特（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均为这一时期希腊史上政绩卓著、声名远播的僭主。
    凡是僭主当政的城邦一般都能采取改革措施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扩建海军，进一步推进殖民事业，保护本国商船海上航行的安全，从而大大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公元前7世纪中叶至6世纪中叶，吕底亚和波斯帝国先后崛起，臣服了小亚细亚西岸以至附近岛屿上的希腊城邦。这些城邦继续存在的僭主，事实上成为吕底亚和波斯王廷的"儿皇帝"，其工商业的发展不免受到影响。而希腊本土东部沿海的城邦，则因此获得了更有利的发展机会。特别是科林斯，兼有面向东部的萨罗尼克湾和西部的科林斯湾之利，独擅形胜。佩里安德鲁执政期间，在科林斯地峡上修建了"曳道"，使商船可以"乘车"通过，大大缩短了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的距离，使科林斯自然成为希腊世界海运的中心。
    希腊人的商船现在从它们的"亚美利加"--意大利、西西里，从埃及的瑙克腊提斯，从黑海的奥尔比亚输入粮食，从黑海输入干鱼，从利比亚输入调味的香料，从色雷斯、黑海输入木材，从塞浦路斯输入铜，从欧罗巴西北的某岛通过它们的"远西"--伊比利亚输入锡，从蓬土斯输入铁，从吕底亚、黑海、色雷斯、埃及、伊比利亚输入贵金属，从西徐亚、吕底亚、叙利亚输入奴隶，从欧罗巴东北某区输入琥珀，从亚非利加输入象牙，从叙利亚输入地毯、呢绒、刺绣，从埃及输入亚麻和香料……等等。
    为了保持贸易平衡，希腊人输出葡萄酒和橄榄油以及利用从外部输入的原料制造出的各种工业品。米利都的毛织物，卡尔基斯、米利都的武器、饰物和青铜容器，先后驰名于地中海世界的米利都、科林斯和雅典的精美陶器是希腊人的主要输出品[33]。
    战国时代妨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种种因素：如国家向农民征收、征发沉重的赋税和力役，庞大的官府手工业和列国之间频繁酷烈的战争，在公元前8至6世纪的希腊都不存在。此外，古典希腊还有一个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所不具备的条件--即古典希腊从事商品生产的城邦拥有一个以地中海、黑海沿边地带为基本范围的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市场。如上所述，它们从殖民地输入粮食和各种原料，向殖民地输出农产品加工产品和各种手工业产品。这种商品交换的性质就比战国时代的中国以物资交流为主的贩运商业高出一个层次。战国时代中国的官府手工业就分工类别、技术水平、甚至生产规模来说，都不一定低于公元前8至6世纪的希腊各城邦的手工业，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高于这一时期希腊城邦的水平。但那是产品经济而非商品经济。它只产生一批为王权服务的经济官僚，民间工商业者的力量难以发展壮大。在希腊，商品经济的发展则孕育出一个足以同贵族相抗衡的工商业者阶级。
    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甚至胡作非为。希腊的僭主统治也没有逃脱这一规律。创业僭主的第二代第三代继承者往往是创业者的不肖子孙。这就当然会引起从旧贵族到城乡有产者以至一般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
    古典希腊没有王权专制的传统。僭主政权也没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除小亚细亚的僭主在吕底亚、波斯的保护伞下得以苟延以外，希腊本土的僭主统治到第二代、第三代时都一一退出历史舞台。由于群众未经充分发动，特别是希腊本土的多利亚城邦如科林斯、麦加拉等，虽经僭主统治，却仍然保留着农奴制与"边民"制，农民问题并未基本解决，因而代之而起的多半是寡头政体。比起僭主政体来，这种主要代表工商业者中间阶级利益的共和政体仍然是一种进步。公元前6世纪前叶，开俄斯曾出现过民主政体[34]，似乎存在时间不长，没有在历史上留下显著的业绩。
    只有雅典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后来居上，农民问题的解决也比较圆满，在此基础上于公元前6世纪末建立了相当稳固的民主政体。但是它所经历的道路也是相当曲折的。
    雅典在迈锡尼时代即为希腊著名的城邦之一。依据《伊利亚特》，在特洛伊之战中曾出50艘船舰参战[35]。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亚人南下的狂潮中，雅典竟能保持独立并成为伯罗奔尼撒各邦的公子王孙以及一般平民的避难之所[36]。此后，这一批落难的公子王孙和平民有一部分（可能还包括一部分阿提卡原有的居民）继伊奥利亚人东迁之后，又东迁小亚细亚中西部沿海地区，成为小亚细亚西岸爱奥尼亚各邦的祖先。
    可能由于阿提卡的幅员比较广大，移民以后人口又比较稀疏，因而在其他爱琴海东西两岸的城邦由于人口压力纷纷外出殖民的时期，阿提卡的居民并未参加这一殖民运动。在这一历史时期，雅典同其他大多数城邦一样，也由君主政体逐步演变为贵族政体。在公元前7世纪至6世纪的"世纪之交"同其他殖民城邦在前一两个世纪所发生的情况类似，土地兼并加剧，农村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也在阿提卡出现。这时，希腊人的海外殖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接近饱和状态，阿提卡不可能再以海外殖民来宣泄它的过剩人口，和缓它的农村的严重社会危机。而且由于这一时期爱琴世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土地贵族的剥削欲大大增强，雅典当时的工商业比起爱琴世界工商业发达的城邦还比较落后，货币资本的主要出路是发放高利贷，因而阿提卡农民所遭受的剥削更严重。阿提卡未被多利亚人征服，不存在多利亚人统治的各邦所存在的农奴制。负债的农民以土地为抵押，成为所谓"六一农"。以人身为抵押的农民则随时有丧失人身自由，同妻儿一道被卖为奴的危险。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农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已经迫在眉睫。
    这就是梭伦改革前阿提卡所面临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