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夷秩序在朝鲜和日本的扩大化
    那么，庚寅通信与华夷秩序扩大化有何关系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点来透视。
    (一)庚寅通信的特殊背景和性质
    明初，太祖将朝鲜和日本一同列于不征之国，而朝鲜和日本亦向明廷定期朝贡并受其册封，此时二者皆处于以明代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圈内，两国相互遣使通信，属于藩国交往之常规。所谓“‘通信’者，传通讯问也”(31)。故而两国通信各不下60次，明廷并无异言。然而到16世纪中期，朝鲜与明廷关系愈加紧密，日本则退出了这个体制圈，两国往来已属“外交”。从藩国身份来讲，“臣子无外交”，朝鲜再无与日本独立交往的理由。因此，这一时期“朝廷以通信之称为嫌，且以不可奏闻天朝，故议改使号”(32)。朝鲜王廷以改使号等方式继续与日本私自往来，隐藏着其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之潜在目的。
    考察朝鲜半岛史，可知该地是受华夷观念和秩序影响最深的地区。早自7世纪起，新罗就开始“以夷易华”之努力；至李朝成宗时期，朝鲜习惯自称“小中华”(33)；宣祖时，甚至认为朝鲜“实中国之地，使我国治之”(34)。同时，朝鲜视女真、对马部族为“野人”。日本游离出明朝主导的“册封—朝贡”体制，“自甘为夷狄”，在朝鲜看来就是“化外之国”，不能与自己同等地位。回顾前文，朝鲜同意接待日使，是想到“化外之国，不可责以礼仪”；反对遣使通信，则因为“日本臣逐其君而我受之”，是“侮辱我礼仪之君臣”。其前后姿态无非表现朝鲜已然“礼仪之邦”，身亦“中华”国度，而对马、日本蛮夷也。实际上，朝鲜也的确建立了自己的华夷秩序圈。北之女真，南之对马，历史上确曾向朝鲜进奉方物，并接受朝鲜王廷封赏。琉球与朝鲜有官方往来，竟被其一概视为朝贡。至于日本，自然也在朝鲜华夷秩序圈的经略范围之内。
    不过，朝鲜是把自身华夷秩序圈厘定在中国华夷秩序圈内的。总体而言，与中国交往是其外交重点，“事大”是其核心政策。而针对不同层面，朝鲜上对中国王朝行以“事大之礼”，下对女真、对马施以“字小”之仁，中对同为中国藩属的平行国家遵行交邻原则。在这种背景下，朝鲜经营自身秩序圈的活动常会与“事大之礼”产生矛盾，也会受到中国王朝的强大压力。庚寅通信前夕朝鲜王廷的激烈争论和纠结心理，以及很长时期内因诱使朝鲜半岛北部女真等部族进贡而导致朝鲜与明朝之间经常摩擦等现象，都说明了这一问题。基于此，朝鲜经常把经营自身秩序圈的努力隐藏在内心，或默化为华夷秩序约束下文明的礼仪制度。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朝鲜视日本为蛮夷并欲纳为藩属的心理非常明显，但有时付诸外交却演化为交邻行为。庚寅通信就是这样，朝鲜不但国书强调“以敦邻好”(35)，而且使臣也只计较交邻礼仪。
    (二)朝鲜遣使的原因和目的
    分析前文，当时朝鲜遣使理由有四：一是将日本纳入自己的华夷秩序圈内；二是刷还之事给足了朝鲜王廷面子；三是对马“作我东藩，义则君臣”，而面临战祸，不能不救；四是担忧拒绝遣使会导致丰臣秀吉出兵侵犯。庚寅之行，朝鲜使臣自称“传命”。“传命”何意?传达王命也。朝鲜视日本为藩属，意甚明了。刷还之事，本属朝鲜要挟，而在宗义智周旋下竟然得到日本积极配合。此时在朝鲜看来，似乎日本已经屈服，表明了藩属身份。因而朝鲜王廷倍觉体面，痛快遣使。考虑对马安危，是出自君臣之义，更能表现出朝鲜对自己华夷秩序圈的经营力度。至于担心秀吉出兵，纯粹是朝鲜国防需要。不过，朝鲜毕竟还是大明属国，并非不顾忌明朝态度。朝鲜君臣最初非常纠结。例如，李命生立足于事大之义严厉斥倭，主张拘留其使，上报明廷，众人以为并非善策，然亦担心明廷责难，同时把事大礼仪和本国需求诸多因素都考虑在内，乃至日夜讨论，难以决断。(36)最后，朝鲜还是瞒着明廷向日本派出了通信使，无疑，还是朝鲜自身的诸多利益特别是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华夷秩序圈的需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日本通使朝鲜之动机
    日本之所以主动交通朝鲜，就当时形势而言，秀吉政权亟须朝鲜承认以获稳定，而长远看来则有更深意图。据已有研究，早在7至9世纪与唐朝频繁接触时代，日本注意吸收中国文化，受华夷观念影响，私以“中国”自称，而视虾夷、奄美等为夷狄，新罗、渤海等为藩国；同时开始从制度上构造以自己为核心的小型华夷秩序圈的尝试。(37)从此以后，在很长时期内日本尽管并无足够能力确立宗主国地位，但其民族优越感和日本中心主义却逐渐膨胀。(38)特别在对朝鲜关系上，形成了朝鲜历来臣属日本的观念。川口氏《征韩伟略》开篇即引《日本书纪》云：“往古朝廷之盛，三韩朝贡。其服也，绥怀抚安；其叛也，征讨声罪。或置日本府其地以统驭，遇之以藩国之礼。”算是这种观念之阐发。到16世纪末期，东亚国际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明帝国已呈衰落之势，周边民族和国家趁机崛起。这时丰臣秀吉以其枭雄个性催生野心，多年筹划入侵中国大陆，同时致力于控制琉球、中国台湾乃至菲律宾等地，意在取代明帝国的宗主地位。(39)对于朝鲜，假道和占领是其经营规划中必须先行的一步，故而志在必得，毫无顾忌。在庚寅通信过程中，日本迎慰怠慢，奴视信使，胁迫观光，礼单、国书中更是张扬“来朝”、“入朝”、“方物”等字眼，无不透露着视朝鲜为藩属的顽固意识和将其纳入其控制范围的外交企图。
    然而，华夷秩序在日本扩大化的态势与朝鲜迥异。由于处于东亚华夷秩序圈边缘，日本吸收华夷观念并不完整，夹杂了以神话传说为基础的神道思想，从而将维持王姓视为“中华”主要标准。在此观念主导下，它鼓吹天皇万世一系和日本中心主义，把自身摆到极高位置，甚而企望突破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来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秩序圈。尽管是在中国华夷观和华夷秩序圈影响下形成的，但日本“华夷秩序”与中、朝不同，实已变质。(40)具体到对外政策，由于很少受到华夷圈体制约束，日本鼓吹交邻原则。不过其所谓交邻政策，往往拿来针对东亚核心国家，企图与中国分庭抗礼。至于对待邻国，交邻则成为一种表面说辞。在庚寅通信活动中，丰臣秀吉将其发挥到极致。他一方面请求朝鲜答聘，另一方面则恣意违礼，非只侮慢朝鲜，甚至张扬侵犯和取代大明之野心。(41)
    总之，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奠定了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大局，这种观念和机制影响周边国家，导致朝鲜、日本等国形成各自的华夷观及秩序圈。日本学者川岛真认为，华夷秩序是东亚外交所共有的世界观，朝鲜、日本等国也以自身为华，周边为夷，并有着以自己为顶点的华夷秩序，这也许是源于中国的华夷秩序扩大化。(42)例如，将日本华夷观和秩序圈视为一类变种，此论不失为对该问题的一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