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认识偏差和摩擦事件
    我们对朝鲜、日本等国华夷秩序圈的认识不应仅止于此，因为目前学界对其争议尚存。如日本型华夷秩序，不少学者认为在17世纪30年代得以确立，有些学者则认为这种秩序实际上并不存在。(43)其实，争议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这里存在着现实和观念两种不同层面，而学者各有自己的视角和侧重。朝鲜型华夷秩序同样如此，它对于马岛及某些女真部族，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现实意义上的华夷秩序，但对日本、琉球等国则从未建立起真正的朝贡—册封制度。特别在朝鲜与日本之间，尽管双方都视对方为蛮夷，且有将对方纳入自己华夷秩序圈的企图和努力，但在近代以前都未如愿以偿。具体到庚寅通信活动，在两国之间现实存在者仅是各自观念层面的优越感。(44)也正是双方都存在自我优越感，并试图将对方纳入自己的华夷秩序圈，才导致一系列摩擦事件的发生。
    从宣慰使事件说起。朝鲜以礼仪之邦自视，非常重视使节迎慰仪式，“故东平馆接见之日，首及此事，则玄苏答曰，我国当差官迎送云云”(45)。可见朝鲜已经事先提醒，日使也痛快答应。但是当朝鲜信使踏上日本国土时，并无宣慰使踪影。金诚一对此严厉责难，日方才迟迟派人来接。在此处，朝鲜使臣以礼仪文明藐视日本，认为日本已经“违礼”；而日本原本就视朝鲜为藩臣，慢待是其心态初露。
    不久，国分寺事件发生。宗义智乘轿登堂，在金诚一看来日方严重“违礼”，即使一般夷狄亦不致如此。日方遭遇抗议时虽委蛇应对，但无法排除其戏弄朝鲜使臣的动机。继而礼单事件迭起。日本地方官员两次书称信使“入朝”，可见以朝鲜为藩国的观念或意图并非秀吉一人所有，而是从中央到地方已成共识。
    观光、传命和书契事件的接连发生，可以说是两国对彼此政治关系认识偏差在交往碰撞中导致矛盾激化的表现。金诚一在应对行贿事件时曾明确表示：“堂堂大国之使，奉圣主明命，不能宣扬威德，使之稽颡于朝台之下，其屈辱亦已大矣。”(46)可见朝鲜使臣以传命姿态出使日本，极望使得日本俯首归化，经营其华夷秩序圈的意图非常明了。只是倭人冥顽远出意料，以至于金诚一等反应极其强烈。因而在这些事件中，朝鲜使臣拒绝观光秀吉出行，谴责日方拖延时日，最后以死抗议秀吉国书用词。或许有人会说，黄允吉和许筬与金诚一有所不同，似乎对日态度宽宏。然而看其“以为待夷狄之道，不可概以常规”、“夷狄不足与较”(47)等理由，及复命时认定秀吉发兵侵朝的做法，黄等则是因熟知日本蛮夷本性而不屑与争，甚至看透秀吉侵略意图而不抱外交幻想。
    至于日本一方，正因其经营自己秩序圈的动机更强，野心亦大，使得其在通信过程中屡屡“违礼”，变本加厉。其欲令信使观光秀吉出行盛仪，从邀请到胁迫，乃至要赴约的书状官“三往乃得见之”(48)。其后故意拖延接见仪式，硬是消磨朝鲜使臣五个月之久。秀吉接见更是自张本心。朝鲜使臣回忆，当时日方“引我使就席，不设宴具……其礼极简，数巡而罢，无拜揖酬酢之节……俄而有人便服抱小儿从内出，徘徊堂中。视之，乃秀吉也……小儿遗溺衣上，秀吉笑呼侍者，一女倭应声走出，授其儿更他衣。皆肆意自得，旁若无人”(49)。至交换国书环节，日方又以“朝鲜国王所赠书不应主公之意，以故不出答书，”(50)。而查朝鲜国书，并无对日本不恭的字眼。相反，日本国书则野心毕露，无所顾忌。
    最后，对摩擦事件可以一言概之：日本“违礼”和朝鲜责难同样出于其自我优越感和经营企图影响下的相互认识差异。所不同者是基于华夷秩序在两国扩大化的态势和性质不同，朝鲜标榜礼仪之邦，力行文明感化，而日本追求实际效果，不惜野蛮手段。
    庚寅通信揭示，古代东亚在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大格局之下，存在着由其扩大所致，各以朝鲜、日本为核心的华夷观念和秩序圈。朝鲜与日本由于其各自的优越感和经营企图影响造成了对相互政治关系的认识偏差，导致了信使交往中的摩擦事件。应该指出的是，双方并未在处理摩擦事件中消弭偏差。相反，丰臣秀吉由此决定改行武力，倾其全国军队入侵朝鲜。而朝鲜一方面摇摆迟疑，使日本赢得机会，肆其猖獗；另一方面违制瞒报，造成明廷猜疑，救援迟缓，从而导致其壬辰战争初期几乎覆亡的巨大损失。
    如果纵向考察，分析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长期演进的历程。华夷秩序扩大化可以视为传统东亚国际关系格局的某种发展和变异，而其在朝鲜、日本两国的衍生情形则揭示了东亚近代国际关系格局演化的某些线索。近代日本侵略理论的形成与日本长期谋划建立以其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之间存在内在联系；近代日韩关系的演变也受到两国传统交往方式的影响。朝鲜遵循中国华夷秩序理念，对外交往讲究礼制约束；而日本则变异出神道思想，对外强调武力征服。因此，日本吞并朝鲜并非偶然。
    注释：
    ①正如葛兆光先生所指出，中国学界尤其缺乏对日、韩等周边国家历史文献的关注，研究朝鲜赴中国的朝天和燕行使者，首先要与朝鲜赴日本的通信使者进行比较与参照。参见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87-288页。
    ②据台湾学者罗丽馨统计，14至16世纪日本遣使朝鲜有60次以上，朝鲜遣使日本则有61次之多。参见罗丽馨《19世纪以前日本人的朝鲜观》，《台大历史学报》第38期，2006年12月，第159-228页；日本学者夫马进统计，1607-1811年朝鲜向日本派出的通信使有12次。参见夫马进著，伍跃译《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③关于通信使研究，国外研究较多，代表性著述有韩国李进熙《李朝的通信使——江户时代的日本与朝鲜》(讲谈社1976年版)、辛基秀《江户时代的朝鲜通信使》(每日新闻1979年版)、李元植《朝鲜通信使研究》(思文阁1997年版)和上田正昭《江户时代的朝鲜通信使》(明石书店1995年版)、夫马进《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伍跃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等。不过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江户时期朝鲜12次行使活动，讨论核心也局限于“善邻友好”问题。参见王鑫磊《朝鲜时代赴日通信使文献价值的再发现》，《韩国研究论丛》第1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150页。国内则仅见陈文寿《丙子朝鲜通信使与近世日朝通交体制》(《韩国学论文集》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7页)、李永春《简论朝鲜通信使》(《当代韩国》2009年第1期)、徐毅《朝鲜通信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南通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罗丽馨《江户时代朝鲜通信使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台大历史学报》第41期)等8篇论文及2篇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时段亦局限于后期，内容则更有限。已有研究主要是探讨日韩政治友好、文化交流及对彼此习俗、社会的观察，而对两国政治关系的认知及互动的研究则有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