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20多年是英美国家调控机制全面发展时期。大危机和大战的打击迫使统治阶级将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视为战后调控的急切战略任务。凯恩斯和贝弗里奇所代表的阶级的主要目标是“使资本主义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有效率”。（注：J·斯梯文森：《英国社会，1914-1945 年》（John Stevenson,British Society 1914-45），企鹅出版社1984年版，第460页。）同时，国家调控趋向完备：从发展形态看， 是开发利用更多的调控资源，增大调控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丰富调控手段和方式；从内在联系看，各种调控措施趋于配套，产生综合效应；从驱动力看，是内外矛盾压力使然，外有冷战冲突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激烈竞争，长期相持不下；内有使资本主义制度仍然觉得不安稳的种种矛盾。
    经济调控中首先是确立市场调节与国家调节的混合调控机制。凯恩斯主义开发了国家干预这个庞大的调控资源，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大规模运用金融、财政、产业和税收等调节政策，强化行政干预和采用一些经济计划等手段；微观调控中有价格管制、反垄断等措施。混合调控机制发挥了稳定经济发展和优化资源配置等基本作用，构成英美现代调控机制的骨干支柱。英国工党侧重经济计划和国有化较多，当作重要调控手段；美国侧重对私营企业和公用事业的调控。
    调控政策发展成庞大的网络系统，覆盖社会各方面。美国的重要调控法令从1900-1909年的区区数个增至1930-1939年的50 个和1970 -1979年的140 个。 （注：梅纳斯等编：《调控与里根时代》（R.E.Meiners,etc.ed.,Regulation and the Regan Era），纽约1989年版，第8页。）具体政策非常繁杂，依实际作用可分三大类基本政策：一、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类，如各种经济法规和专政手段等；二、保障基本生活类，如失业救济、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政策和基本食品廉价供应等；三、利益调节类，如经济竞争、税收、保护消费者和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等；再加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等，构成国家对社会的基本调控框架。其中，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是两个重要“社会稳定器”，如美国1946年就业法案提出联邦政府应维持最大限度的就业和购买力；英国在战后初期建立福利国家。社会调控中，环境保护、劳动安全和卫生条件等监管更加严密，旨在提高生活质量，化解一些社会不满。政法调控中，扩大民主人权和依法专政更是一手“软”，一手“硬”的调控法宝。不过，也有麦卡锡反共狂潮的教训，大规模的整肃“扩大化”既伤害成千上万无辜者，也打击统治阶级自身。与调控政策发展相应，英美国家机构作为调控机器更加庞大，也完善了主管部门、半独立、独立和自我调控四类机构组成的战后调控组织体系；政府开支相应大幅度膨胀。
    开发调控资源和丰富调控手段方式是一个重要特点。如将科技和教育作为新调控资源和手段开发利用。英美利用现代科技发展生产力，也用于解决环境污染、医疗和安全等社会问题，更用于国家调控技术手段科技化，提高技术装备的质量效能，形成更严密、高效率和覆盖广的社会监控网络，大大增强国家机器对社会变动的反应速度和调控能力。同时利用教育事业发挥减缓社会变革冲击和转化矛盾的调控作用。英美在战后大力发展中高等教育，如美国的国防教育法和1963年英国罗宾逊报告确立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者都应有机会上大学的原则，并投入巨资，逐渐形成“防洪发电”的“调控水库”，旨在大规模延迟青年就业、为失业者提供职业再培训和缓冲之地、提高劳动力素质和灌输正统思想等，兼收缓冲就业压力和社会控制之利。
    这一阶段强化国家干预，实现全局性调控，全面增强调控能力，相对化解了“市场失灵”和“调控不足”问题，解救了资本主义的危亡并促进其稳定发展，促成战后“黄金时代”；主要成果是形成一个大至宏观政策小到房租水电，维护社会和经济正常运行的较完备的秩序系统。然而，60年代后，矛盾发展与现有调控的失衡再度显现，出现“政府失灵”、“调控失灵”等重大问题。
    （四）
    70年代起，英美进入“再调控”阶段，调控机制再次大转折。新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从表象看，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迟滞的“滞胀”，充分就业无法实现、资本利润下滑、劳资冲突激化、福利开支庞大难以承受、贫困现象不绝、能源危机和货币危机频频、种族冲突和各种政治斗争高涨、政府财政困难等，构成社会和经济矛盾的并发危机。更深层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凯恩斯主义失灵，“黄金时代”告终。
    具体实践中，英美国家调控机制出现大量“调控失灵”问题，概括为：1、 调控过度：调控措施过多过严压制社会经济的正常活动和发展活力；2、调控谋私：利益集团利用调控措施谋取私利；3、调控僵化：既有措施不适应新变化；4、 调控滞后：缺乏必要措施规范或制止某些社会行为，落后于社会的调控需要；5、调控信息不灵， 导致盲目决策和行动失误；6、调控机构庞杂和人员素质不高，如政府机构庞大， 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等；7、调控成本高，效益低，如美国1978 年直接调控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26%；（注：1997年加拿大百科词典（The 1997Canadian Encyclopedia Plus），麦克拉伦德与斯图亚特公司1997年激光光盘版，经济调控条目。）“调控的低能低效和走样变形不胜枚举。”（注：K·布顿与D·斯旺编：《调控改革时代》（K.Button & D.Swann ed.,The Age of Regulatory Reform），克拉仁顿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此外，调控措施影响利益分配，更因这些问题使利益冲突尖锐化。矛盾与调控之间新的重大失衡，迫使统治阶级重新考虑国家调控机制。对调控机制实行调控，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