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矛盾危机和调控弊病在政治上被归结于国家干预太多，弱化市场机制，促成反对国家调控的大潮兴起。流行口号从“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变成“市场万岁！打倒国家！灵活使用劳工万岁！”（注：R·波义耳：《调控学派：批判性介绍》，第23页。）经济和政治的时髦字眼从“调控”变成“反调控”（deregulation也译放松管制等），反映出统治阶级新的利益需要和调控变化走向。调控思想再度大转变。经济理论中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理论崛起，抛弃凯恩斯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抨击“政府失灵”和“调控失灵”；政治理论中盛行各种保守主义思想，并强调政治和个人的自由与经济自由的密切联系。曾经败在凯恩斯主义手下的哈耶克和自由主义思想此时“胜利归来”。芝加哥学派更认为“调控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注：K ·布顿与D·斯旺编：《调控改革时代》，第33页。） 简言之是社会经济发展应顺其自然；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大规模国家干预是低效和危险的，国家调控太多使资本主义僵化停滞。
    更有决定意义的是企业界面对经济危机等问题，不满经济调控和社会调控束缚经济发展的种种“清规戒律”，构成强大的政治力量，要求对现有调控进行“再调控”，认为“不能允许调控管制窒息我们的竞争力”；“对新技术和现有技术的社会控制，正在给美国资本主义戴上镣铐。”（注：D·迪克逊：《科学的新政治》（David
    Dickson, TheNew Politics of Science），纽约1984年版，第101、273-276页。）“70年代，调控变得如此广泛和代价高昂，以至实业界要造反了。”很快，“反调控运动扩大为一个在广泛战线上展开的重大政治攻势。”（注：K·布顿与D·斯旺编：《调控改革时代》，第34 页。） 卡特政府为此取消部分调控管制。这股浪潮推动保守主义的撒彻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上台，使70年代开始的“反调控”在80年代达到高潮：“欧洲和美国的调控与控制的传统结构，正在意识形态、技术和经济的力量重压下崩溃解体或急剧转变，即常说的‘反调控’。”（注：G· 马琼：《反调控， 还是再调控？》，第3页。）“整个场面”呈现为“市场解放和‘大政府’的收缩”（注：K·布顿与D·斯旺编：《调控改革时代》，第321页。）， 席卷英美等国，波及全世界，形成当代世界一场规模浩大且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大潮。
    调控政策相应出现“撒彻尔-里根革命”的复杂剧变，基本态势可简括为“放开”和“紧缩”。为“解放市场”在经济调控中大幅度解除调控管制：美国有布什副总统领导的“反调控工作组”，在交通电讯、公用事业、金融、物价、医疗卫生等广泛领域取消或修改大批监控条例，或是开放市场准入，如打破一些行业垄断和肢解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大企业以强化竞争，或是放宽产品标准、取消价格管制等。仅在首任里根政府期间，约有1／3联邦规章条例取消或修改。撒彻尔夫人更以铁腕闻名，不仅大胆取消工资物价等控制，而且彻底私营化，使国营企业所剩无几。私营化向众多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扩大，包括住房、教育、医疗甚至监狱等。英美均有大规模减税政策，即推动经济发展，减轻富人负担。“紧缩”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大政府”和强化社会控制等；有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压缩政府赤字，导致削减福利和教育开支、放弃充分就业等激烈措施（同时却大量增加军费）；打击工会以“紧缩”劳工政治力量，劳资关系中鼓励资方“灵活使用劳工”；在“法律与秩序”方面，英美均动用军警镇压社会反抗行为；美国黑人暴动和1990年伦敦反“人头税”流血冲突等，表明“紧缩”政策直接或间接使一些社会关系趋于紧张，成为“反调控”的一种社会反抗阻力。这次反调控虽大刀阔斧，但是没有也无法推翻一些重要的调控机制，如社会福利保障和维护经济秩序的基本法规等，实际上还利用这些“安全系数”推行“反调控”。
    调控机构相应调整，基本特点一是引入私人企业管理模式和利用私人部门代替政府管理一些公用事业；二是大批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压制官僚机构的膨胀；三是适应私营化设立新调控机构如监控“自然垄断”行业的英国电讯、电力和煤气等管理局。
    这次“反调控”转换战后调控机制，80年代是剧变时期，90年代是稳固时期。克林顿政府和梅杰政府虽然有些具体政策不同，都在原则上坚持强化市场机制的调控大方向。由于“反调控”实为调控机制的再调控大改革，一些西方学者明确指出：“严格而论，反调控可指去除一切调控管理。这是不太可能的。”‘反调控’一词……更好的表述可以是调控改革”（注：K·布顿与D·斯旺编：《调控改革时代》，第11页。）或是“再调控”（re-regulation）。反调控决不意味“市场失灵”消失和放弃国家调控。布什主持里根政府的反调控工作，但他任总统时的新调控措施数量不少于卡特政府；93年克林顿政府12866 号行政令提出加强调控规划，重申联邦政府在调控决策中的首要地位。撒彻尔-梅杰政府也颁布新调控立法，规定私营企业必须遵守一些公益条件等；更是在调控中增强中央权力。实际上，反调控越多，就越需要调控。这是因为国家调控干预是现代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动所必需的。近些年美英逐渐兴起“新凯恩斯主义”，既反对国家过度干预，又反对自由放任，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混合调控机制没有根本动摇。“反调控”实际上是寻求市场机制与国家调控的新平衡，通过强化市场机制和收缩国家干预，优化调控机制和政策的再调控，构成当代英美资本主义一次大改革。
    这一名为“反调控”的再调控重新调整国家与企业、市场、社会的关系，目前仍在发展，利弊皆有。一方面优化调控机制，渡过当时危机，从而稳固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和维护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代价和新问题无疑存在。资本主义提高了“效率”，却淡化了“人情味”形象。不少中下层人民承受“反调控”的苦果，生活压力增大，付出大量失业、贫困和失去一些福利等代价。97年英国工会大会的年会上“市场力量是好仆人，却是坏主人”一言博得热烈掌声，反映出承认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和担心其社会后果的复杂心绪。蕴涵许多矛盾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仍然是英美调控的重大矛盾之一。英美经济仍有新老问题。矛盾是绝对的，调控是相对的。
    20世纪英美国家调控机制的发展，是统治阶级力图摆脱不断而来的矛盾危机，变革调控内容、开发调控资源和增强调控能力的历史过程；也是从不成熟发展到相对成熟、力图将社会矛盾置于可控状态的磨练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