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南冲突的根源
    苏南冲突是有一个过程的。在1948年以前，两国的基本社会政治目标和主要民族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南共长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另一方面，两国个别具体任务、特殊要求和利益有所不同。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在以下一些问题上发生了矛盾：其一是对待南流亡政府的态度问题。南共反对流亡政府。其二是苏军在南的表现极差，引起南的不满。其三是的里雅斯特问题。的里雅斯特是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交界处的、其归属权有争议的一块地区，南不顾意大利的反对，努力要把英美手中的该地区合并进南斯拉夫，但斯大林没有支持南的行动。南怀疑是苏与西方大国达成了交易。苏南冲突还与战后建立南保联盟的问题有关。斯大林以粗暴的口气指责南保领导人没有经苏联同意就擅自行动，把苏联置于既成事实面前，对南未同苏商量就把军队开进阿尔巴尼亚大为恼火。与此同时，两国在经济上也出现了矛盾。苏不能容忍南执行比较独立的内外政策[①b]，指责南共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没有搞阶级斗争，没有实行土地国有化。政治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没有起领导作用。南共产党处于半合法状态。等等[②b]。针对苏与情报局的指责，南共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立场，说明“我们正在以某种不同的方式，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③b]由于两国关系的恶化，苏军事专家和文职人员先后从南撤走，1948年6月，苏操纵情报局开除了南斯拉夫。此后，南斯拉夫人被迫开始探索一条新的南斯拉夫模式的社会主义自治道路。
    2、从苏联模式到南斯拉夫模式
    南斯拉夫是东欧国家中第一个制订五年计划（1947-1951）的国家。这个计划典型地反映了苏联模式的特点。直至苏南冲突爆发前的1948春，西方观察家还认为南在东欧国家中似乎最为亲苏，最彻底地“共产化”而且最无情。他们把南斯拉夫看作一个典型的卫星国。[④b]苏南关系破裂以后，南为了证明自己没有从社会主义后退，驳斥苏和情报局的无理指责，以行政高压手段加速实行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在政治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牢牢地掌握着国家政权。实行这种苏联模式，虽然1949-1951年加速集体化在数量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生产水平下降，农民屠宰牲畜现象很严重，逃避交税，农业生产和城市需要的供应仍然处于困难的状态[⑤b]。南党和人民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重新学习马列主义的运动，从经典作家关于“权力分散”、“工人自治”、“非官僚化”的思想中得到了启发。1950年6月，南颁布了“工人自治法”，创立了工人自治委员会的管理形式。自治形式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展开，然后逐渐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及其它非生产性领域[⑥b]。南将市场结构引入并逐步代替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自主权，个人劳动报酬与经济效益挂钩；1953年3月，政府又颁布法令解散已经建立的、实行集权管理体制的集体农庄，允许解散农民劳动合作社，规定农民可退社。鼓励个体农业和多种经营。在工业的发展路线上，轻工业和重工业二者并重，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企业与市场直接挂钩，甚至可以到西方市场上去出售商品。与此同时，南共的领导方法也发生了某些变化，试图逐渐取消党的工作的行政方法，而代之以说服教育的方法。党的工作机构急剧地减少了，从1950年的11930个减到1952年的4599个。该年，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一个同一思想者的联盟。南斯拉夫不是直接实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是通过南共联盟起主导作用[①c]。铁托后来检讨说：“（以前）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也犯了错误，因为我们照抄了苏联的方法。我们仿效苏联的榜样，而且是错误地仿效”[②c]。这以后，铁托关于批判苏联模式的思想更加明确和系统化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刚一平息，铁托就对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苏共领导“错误地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问题，而个人崇拜实际是一种制度问题”，“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而这也是最难做到的事”[③c]。
    苏南冲突的实质是斯大林企图把苏联模式强加给南斯拉夫，而南斯拉夫不愿接受，并走出了自己的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模式。苏南冲突及其以后形成的南斯拉夫模式动摇了苏联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标志着苏联模式危机的萌芽，为社会主义从单一模式走向多样化开辟了道路。
    四、苏联模式危机的连锁爆发和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顽强表现（1953-1988）
    这一阶段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89年东欧巨变以前，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东欧国家民族主义这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处于巨变、积累时期。标志着苏联模式危机的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层次上由浅而深；东欧国家民族主义力量在不断地聚积和上升，程度上由小而大，形成了对苏联模式的数轮冲击。
    （一）东欧国家对苏联模式的三轮冲击
    第一轮：捷克斯洛伐克比尔森事件和民主德国东柏林事件（1953）：表现了对俄国人、对斯大林的反感，这是民族情绪、民族感情层次上的，带有街头政治的色彩。
    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构成了这两起事件的国际大气候。比尔森事件发生在6月1日，东柏林事件发生在6月17日。捷克的小气候是，部分地由于对政治的清洗所产生的恐惧和紧张气氛，部分由于抗议币制改革，6月1日，在比尔森斯柯达汽车厂发生了工人的骚动，把斯大林、哥特瓦尔德等的塑像抛出窗外，还同警察、公安部队发生了冲突，酿成了流血事件。事后很多事件的参加者遭到了逮捕和惩罚[④c]。半个月后在民主德国发生的东柏林事件，其直接原因是提高劳动定额问题。由于工人们的不满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16日，东柏林5000多名建筑工人首先发动罢工，举行示威游行。次日，罢工浪潮席卷了整个民主德国，有30万人卷入了罢工，占全国工人总数的5.5%[⑤c]。民德政府已无法控制局势，最后不得不由苏联驻军出动一个装甲师和大批坦克来驱散人群。但苏军的行动十分克制。据统计，死亡人数为21名，近400人受伤。
    东柏林事件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民德成立后，不但要照样支付苏联巨额赔款，而且要处处照搬苏联的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消费品和农业生产的结果使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全盘苏化，唯苏独尊，伤害了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加深了他们的抵触和反感情绪。无独有偶，比尔森也是捷克的著名工业城市，在二战中是由美国军队解放的，其居民比大多数本国人民更为亲西方一些，对俄罗斯民族有文化上的优越感[①d]。虽然这两起事件都没有明确地提出反苏的口号，但可以说第一次在东欧推行苏联模式的国家中显露出反对推行苏联模式的迹象，表现了对斯大林、对俄罗斯人的不满和反感，是民族情绪民族感情层次上的，带有街头政治的色彩。但这些事件本质上不是要反对社会主义，而是对斯大林主义即苏联模式表示不满[②d]。苏当然也觉察到了捷克特别是民主德国的反苏情绪。这次事件以后，苏主动免除了民德尚未还清的25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还把33个大企业移交给民德。德国统一社会党也检讨了自己工作的错误，决定减少重工业的生产而增加食品工业、民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并且暂时停止了农业集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