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56）：表现了对苏联模式的怀疑与拒绝，主张走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民族特色、民族道路层次上的，带有精英政治的色彩。
    这两起事件有许多共同点：都发生在1956年，时间上几乎是前后衔接和交叉的。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构成了两者共同的国际大环境。波匈是两个极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民族，战后贝鲁特、拉科西等领导人极力在本国推行苏联模式，积累了很深的矛盾，造成了政治、经济危机，这是共同的国内小气候。在这两起事件中两国民族道路的代表人物、以前还因此受过迫害的哥穆尔卡和纳吉被重新推上了历史舞台。直接针对苏联，是两起事件的共同特点之一。反过来，苏联也对两国进行了种种威胁，施加了不同的压力和影响。
    但这两起事件的不同点也是很多的：波事件基本只限于波兹南地区，最先工人们提出的经济要求，由于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解决，后来才上升为政治事件。死亡人数74人，伤575人。由于该事件而东山再起、重新担任党的第一书记的哥穆尔卡正确地处理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一方面，顶住了赫鲁晓夫的压力，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反对照搬苏联模式，坚持独立自主的“波兰道路”；另一方面，又维护波苏两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团结和友谊，维护苏联和苏共的声誉，不使那些有政治阴谋的人得逞[③d]。而在匈牙利事件中，由于纳吉面对瞬息万变的复杂局势表现得束手无策和优柔寡断，缺乏果敢和应变能力，一味妥协、退让，不加分析地满足一些人不合理的要求，在政治上取消一党制，恢复多党联合政府；在军事上提出苏军撤出匈牙利，匈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中立，并寻求联合国保护。各种反动势力趁机浑水摸鱼，制造混乱。事件席卷了匈牙利全境而无法收拾，苏军两次出兵，终致酿成全民的大悲剧。
    最重要的还有两起事件的后果不同：哥穆尔卡强调“波兰道路”，波兰的历史特征和民族特点，其实也是对传统苏联模式的改革，希望走出一条波兰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波兹南事件后，波兰先后进行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改变传统的重轻农发展次序，对农业合作化进行了整顿。在政治方面，加强与教会及其它党派的合作与联盟，在人民政权中第一次出现了非共产党人担任部长的情况；发展工人委员会形式。但由于遇到巨大的困难和障碍，哥穆尔卡很快就从改革方针后退，他重新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恢复了集中管理体制，同时加强思想控制。甚至1968年支持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①e]。哥穆尔卡在内政外交上追随苏联亦步亦趋，放弃了独立自主的波兰道路，重新又回到了苏联模式的窠臼。因而他既成为波兰战后第一次危机的战胜者，又成为1970年第二次危机的制造者而黯然下台。
    匈牙利在苏共二十大和波兰事件的影响下，人们对拉科西不顾匈牙利国情盲目照搬苏联模式不满，要求“匈牙利道路”的代表人物纳吉·伊姆雷上台。上台伊始的纳吉宣布匈政治上取消一党制，恢复多党联合政府，这与他原来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形式”的思想也基本上是一致的[②e]；也体现了匈牙利人民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怀疑和不满。后来由于各种势力的卷入使事态的发展复杂化了。在严酷的事实面前，有一部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开始觉醒，他们发出了“这并不是我们原来的意愿”的声音。工人和正直的共产党员开始自动地组织起来，用工具和石块向手持武器的暴徒进行反击。纳吉后来事实上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而是被动地被事件推着走。失去控制后的匈牙利事件演变成了暴乱，确有推翻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苏联出兵平息了匈牙利事件，扶持卡达尔建立新政府，另创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恢复苏联模式。卡达尔领导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第三轮：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匈牙利改革（1968）。对苏联模式的偏离。这是对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层次上的，带有精英政治和政党政治相结合的色彩。
    如果说波匈事件因为要走民族特色道路，在运动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反苏的言论的话，那么“布拉格之春”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1968年4月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党中央通过了标题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行动纲领，是赫鲁晓夫“新政”在东欧激起的最后一次高潮，标志着“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的、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的出现。该模式的主要内容有：政治上扩大民主，“要大力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以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过去的专制方式”，加强法制，党政分开[③e]，宣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在对外关系上，宣布要用捷克的观点去阐述和对待一系列国际问题，采取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④e]。在经济上，表示要重视农业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视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进行经济改革。在文化上要增加外国报刊的进口与发行”[⑤e]。这个纲领带有捷克斯洛伐克民主的民族特性和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色彩，主要表现为一场政治的和思想的运动。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苏联模式有根本之不同。苏领导人认为，捷的实质是在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捷领导人第一步是要把捷变为南斯拉夫，然后在转变成类似奥地利式的国家[⑥e]。苏与民德、波、匈、保等东欧国家多次向捷施加压力，华约的军队也以演习为名开进了捷克。如果说1956年波匈事件尤其是匈牙利的局势确实有失控的危险的话，1968年的捷克则不存在这种危险，但苏联反而对捷克的局势特别的担忧，最后动用华约五国的力量碾碎了“布拉格之春”。捷克事件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也特别大，如果说出于阵营对抗思想东欧各国是一致赞成苏联出兵匈牙利的话（铁托反对第二次出兵），那么出于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之不同去镇压捷克，却引起了苏东国家的分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是坚决反对华约五国出兵的。苏波匈内部也有人同情布拉格，反对入侵捷克，苏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在莫斯科红场组织游行。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如果说苏是“应邀”到匈牙利“镇压反革命”的话，那么华约五国入侵捷克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一年后，苏联扶植胡萨克上台，全盘否定1968年的改革，称赞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①f]。捷克又恢复了苏联模式。而且旨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维护苏联模式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也出笼了，成为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系统的理论工具。但是人们是不会忘记历史的：1991年底在布拉格召开了一次题为“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发展及其国际后果”的学术研讨会。当年“布拉格之春”的主要领导人杜布切克等人也参加了。会上有人分析了捷共改革圈子，认为捷共依靠战前的民主传统和自己队伍中广泛的知识分子阶层，响应了时代的召唤。这是摆脱极权的僵死的斯大林体制的现实机遇[②f]。杜布切克强调了1968之春的伟大意义，谴责华约五国的武力入侵不仅是把当时的捷往后拖，而且实质上是使“现实社会主义”萌芽夭折了[③f]。在捷克发生“布拉格之春”前夕，波兰也出现了民族主义复兴，有人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在波兰的出现“不是必然的”[④f]。这也说明，布拉格之春这种基于与苏联对社会主义认识不同的改革，在东欧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土壤的，苏联担心失控，担心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模式会动摇自己在东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必欲去之而后快。
    与捷克失败的改革相比，匈牙利卡达尔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平息以后，新政府立即着手整顿秩序和恢复社会治安；在经济上，改变国民经济中的有关比例关系，调整重工业中的比例失调现象，增加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生产。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卡达尔公开宣称他代表的共产主义是“新型的共产主义……我们的共产主义是匈牙利式的。它有点象第三条道路，它是匈牙利的民族共产主义……这‘第三条路线’来源于我们的革命”[⑤f]。从1968年始，匈牙利开始改革。匈的改革与捷克基本同时，但匈改革的重点是在经济领域，且在此之前作了较充分的酝酿，重在“实干”而不在“宣扬”。匈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发展小企业经济形式，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满足人民的需要[⑥f]。在政治上，始终不渝地强调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发展国家生活和社会主义民主。匈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人民生活明显提高。匈牙利的改革一度被视为成功的范例，人们称之为“匈牙利模式”或“匈牙利的独特道路”。卡达尔悄悄地偏离苏联模式，但又掌握好“度”和“分寸”，极度谨慎，不致于越轨，并没有完全脱离苏联模式，而是在苏联模式范围内的改革、完善和发展。因而又能成功地与苏联保持紧密的“友好关系”。苏联也能容忍、默许其偏离正统的苏联模式的行为。为此，卡达尔也付出了代价，他曾违心地追随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改革，并对国内改革的力度和深度适时地进行调整，灵活地作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