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这样打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是相同的，都是帝国主义大国的争霸斗争所引起的。当然，在这种起源上的共性当中，它们又表现出各自独特的个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参战双方带着各自的侵略计划，通过多年的经济竞争、外交冲突、缔约结盟、军备竞赛和国际危机，共同准备和挑起的。不存在某一国或某一方是战争祸首的问题，参战双方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虽然其中最急于夺取“日光下的地盘”的德帝国主义，表现得更积极一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不同。它虽然也是起源于帝国主义大国的争霸，但它是由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意法西斯发动的。德、日、意法西斯是战争祸首，它们点燃了侵略的战火，把民族奴役、恐怖统治和种族灭绝的威胁，强加到亚洲、欧洲以及世界广大地区的众多国家和人民头上，最终把世界拖进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法西斯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主要动力；而法西斯主义就是20世纪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毒瘤，是帝国主义追求霸权的一种最疯狂的表现。
    （三）战争历史运动上升座标的顶峰
    著名的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⑩事实上，早从拿破仑战争起，人类战争就迅速向着无限化的方向发展。当然，它的上升不是直线的，是有起伏的；但从战争发展历史运动的宏观范围来看，其运动座标的曲线（包括在整个19世纪以相对“寂静”的方式继续着的运动），在总体上是向着无限化上升方向发展的。这种运动伴随着世界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阶段，最终导致人类在20世纪初叶进入到无限化的“总体战争”时代。
    无限化“总体战争”也是20世纪才有的历史现象。它首先是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在本世纪初叶表现出来，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限化“总体战争”具有很多新的特点：（1）战争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增加，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大大加强；（2）战争已经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在前方打仗，已经没有严格的前方后方之分；（3）战争中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越发重要，大量使用各种基于现代技术的斗争手段，动员整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整个社会经济转上了战争的轨道；（4）战争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千百万人民群众都卷了进去，不仅建立数以百万计的军队，而且有更多的人投入到战争经济的运转之中，极大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5）战争中的精神因素、人的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战争已经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精神和人的素质的全面较量。
    导致无限化“总体战争”出现的这些新因素，在人类刚刚迈入20世纪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个争霸的帝国主义大国对于战争的认识，还只停留在19世纪的水平上。当时，双方的军事战略和作战计划，都只做了短期战争的准备，都是设想通过战争开始时所动员的军队，进行几次大的主力会战，就能胜利地结束战争。因此，他们所动员的后备力量和物资都是有限的，并没有把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转上战争轨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践，使人们原来的那种战争观和战略计划全部破产了。战争第一次显示了其前所未有的无限化的暴烈性。各个交战大国不得不一次次地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投入到战争之中，最终把整个国民经济和全部社会生活都转上了战争的轨道。结果历时4年多，动员兵力7000多万，死伤人员3000多万，整个欧洲文明遭到巨大的破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践，一方面使战争问题空前复杂化，政治、经济、科技和精神（心理）的因素与军事因素紧密交织在一起，打破了战争问题上的许多老看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总体战”和“大战略”的军事理论，促使人类战争历史运动迅速达到上升座标的顶峰。但另一方面，则促使群众性的和平运动出现和发展，制约和控制战争的因素迅猛增加，达到了能够影响人类战争历史运动的水平。
    总体战理论的突出代表者是德国的鲁登道夫。他在1935年发表《总体战》一书，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认为过去那种国家首脑不顾人民的意愿而发动的所谓“内阁战争”，即政府单单以其军队进行的战争，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战争是“总体战”，它必需动员全体人民的力量（包括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而且战争的对象“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他强调：“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总体战的目标是针对整个民族的”；“这是无情和确凿的现实，而且必将使用各种作战手段为这一现实服务”。（11）鲁登道夫在政治上是个狂热的种族主义和战争至上论者，这种立场鲜明地反映在他的总体战理论中，因而他的理论被德国法西斯所接受和推行。但是，他所揭示的无限化“总体战争”的特点，却是符合这个时代的战争规律的。
    大战略的最早倡导者是英国军事理论家德尔·哈特。他在1929年发表《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对“大战略”的概念作了解释。他强调在当代对战争的指导，必须从一般的军事战略上升到大战略的层次。“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他还进一步说：“更有甚者，（军事）战略只看见战争本身，而大战略则越过战争看到未来的和平”。英国官方在30年代正式采用了大战略的概念。1935年英军野战条令对此作了说明：大战略“是最积极地运用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它包括运用外交、经济压力、与盟国缔结有利的条约、动员国家工业和分配现有的人力资源以及使用陆海空三军使之协调行动”。（12）
    这些对人类进入20世纪的战争历史运动新规律的认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世界不少学者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看作是一场1914-1945年统一的世界大悲剧。这除了因为这两次世界大战的因果联系中，有着起源上的共性之外，还因为它们在军事战略和战争历史运动上，有着同一个方向和层次的发展共性。利德尔·哈特在其《战争革命》一书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其区别在于空间和速度，而不在于武器”。（13）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更大的作战空间和速度，但在军事战略和作战样式上（武器的发展是军事战略和作战样式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却是处于同一方向和层次上的继续。这当然不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简单重复。相反，后者比前者有很大的发展。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进入到无限化的总体战争时代的开始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把这种无限化的总体战争推到了极限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