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日本的法西斯势力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狂热的侵略战争论者。1919年，北一辉即提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问题，要求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苏联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及英属澳大利亚等广大区域的大日本，“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⑩大川周明亦于1924年著书鼓吹：“因为日本是大地上最初成立的国家，所以统治万国国民是日本的天命。”“主张日本占领西伯利亚和南洋群岛。在一九二五年前后，他预言在东方和西方间将发生战争，而在这个战争中日本大概是亚洲的战士”。他还“主张日本为了完成这个‘崇高的使命’，必须发挥强烈的国家主义精神”。（11）大川周明经常应参谋本部的邀请，去陆军大学、陆军士官学校演讲扩张理论。石原莞尔也有“战争破坏文明，同时又是新文明诞生之母”的谬说。（12）
    法西斯主义对日本政府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九二七年四月，当田中（义一）就任总理大臣后，对外扩张主义者获得了初步的胜利。”（13）是年6月27日，田中在东京主持东方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制定了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对华政策纲要》。7月，有所谓“田中奏折”出笼，“奏折”究竟出于何人之手，海内外认识尚不一致，但“后来东亚发生的事态，和随之日本所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奏折作为教科书按其所提示步骤进行的，因此外国对田中奏折的怀疑是难以澄清的”。（14）“奏折”强调：“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15）如何实现对满蒙的扩张？田中的基本方针“是将满洲作为中国的特殊地区和中国本土分离。”但遭到张作霖的拒绝，加之其对日本在东北的筑路、开矿、租地等无理要求有所抵制，招致军部的恶感，“关东军甚至已经断定，不除掉张作霖就不可能解决满蒙问题。”（16）终有6月4日河本等人策划的皇姑屯事件之发生。
    然而，皇姑屯事件并未使日本得到更多的权益，张学良挟家仇在美国支持下与南京政府达成“改旗易帜”协议，更使其侵吞东北的计划受挫。故此，日本政府和军部都认为河本等人的过早行动有欠高明，天皇也对田中内阁对华采取的积极政策“极不满意”，表示“以后再不听取首相的上奏。田中内阁也已经在议会上失去信任，终于不得不实行总辞职。”（17）尽管如此，日本法西斯势力对皇姑屯事件责任者的处理仍表现出强有力的干预。在法西斯势力挟制下，政府仅把河本一人编入预备役，不久又任命其为满铁首席理事。这就在日本现代史上开了一个先例：“如果是为了侵略中国，任何行动也不会被处分。它鼓励了青年军官们的好战心和侵略欲。”（18）
    事实上，干涉中国革命，侵略中国东北，并不单是军部法西斯势力的主张。从田中内阁成立一直到皇姑屯事件，天皇、枢密院、元老、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政党都不反对，仅仅认为炸死张作霖的方法太笨而已。日本统治集团的所有成员，“一直在准备走以后满洲事变和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19）。
    1929年，民政党的滨口雄幸组阁，任命三菱财阀岩崎久弥的妹婿币原喜重郎为外务省大臣，并完全继承了前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时，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已波及日本，正因经济危机而认为中国东北对其重要性越来越大的时候，张学良的对日态度却愈趋强硬，并利用日美对立，依靠美国援助，计划修筑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修筑与大连对抗的葫芦岛港，以反对日本在经济上的垄断，并使南满铁路的收支出现很大的赤字。这些，使日本政府犹如芒刺在背。法西斯势力更是主张当时就占领中国东北。
    有鉴于此，大川周明在参谋本部人员的支持下，赤裸裸地提出“满洲”必须脱离中国而由日本统治。“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结束白种人对亚洲的统治，而代之以基于‘王道’原理所创造的国家。那么，日本将掌握亚洲各族的领导权并将白种人驱逐出亚洲。于是在一九三○年，‘皇道’已经意味着日本统治亚洲及与西方战争的可能性。”（20）陆军中的法西斯势力立即响应大川，积极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进入‘满洲’发展它的经济和产业，并防范苏联。一九三○年六月，当时关东军参谋之一的坂垣大佐，赞同用武力在‘满洲’建立一个新国家。他重复着大川所说的话：这样的发展是符合‘王道’的，并且会导致亚洲各民族的‘解放’。”（21）
    在此形势下，奉行和缓对外政策的滨口内阁已不能满足法西斯主义的要求。尤其是在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问题上，滨口内阁虽也进行备战，但更主张通过政治和经济的侵略来灭亡中国。1930年2月，日本在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迫于英美的压力，放弃了大型巡洋舰保持对美10∶7的主张，同意10∶6及其它与美英妥协的方案。同年，为应付经济危机的冲击，滨口内阁采取经济紧缩政策，陆海军的预算遭到消减，常备军的数额被缩小，军人的薪金也减少了10%。这一切，都激起了军队和社会法西斯势力的强烈不满，北一辉公开指责滨口干犯天皇对军队的统治权。11月，滨口被爱国社分子重伤于东京车站，随即身亡。大川周明亦伙同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等，积极策划政变。桥本认为，“皇道”就是“军部独裁之道”。他承认“曾告诉大川说引起军部愤慨的议会必须打倒。大川也曾告诉陆相宇垣一成，必须排除既成政党而用军政来显扬国威。”在他们的鼓动下，执政的民政党内，也出现了以内相安达谦藏与众议员中野正刚等为首的一派，与政友会的法西斯分子相勾结，筹划建立“举国一致的内阁”。1931年初，桥本长勇、田中清等樱会骨干分子与大川周明、龟井贯一郎等人相勾结，在参谋次长二宫治重及建川美次、杉山元、小矶国昭的支持下，策划于3月20日发动改变。后因宇垣认为不用如此亦可达到目的，而拒绝出任预定的总理大臣，遂使政变流产，史称“三月事件”。但是这一事件助长了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崛起，特别是“将对于天皇的忠义的‘爱国热情’转移为服务于军国主义者的目的的这种军国主义者的宣传，曾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22）
    三月事件后，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法西斯主张在日本舆论中甚嚣尘上。除樱会外，标榜国粹主义和反苏政策的黑龙会也召集群众大会，“而大川则继续从事于争取群众支持的运动，宣传陆军已完全不受统制，内阁完全唯陆军军意是从。”时任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的松冈洋右，撰写了《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声称：“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不仅在国际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23）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山胁正隆等法西斯骨干分子都参加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的研究制定，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故此，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认，“大川与桥本以及由桥本所率领的‘樱会’共同煽动了‘九一八事变’。”（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