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不同财阀势力为背景，军部法西斯势力于30年代初分化为“皇道派”和“统制派”。本来，日本陆军系统素有萨摩派和长州派的对立。萨摩派奉上原为首，后继者有宇都宫、福田雅太郎、武腾等高级将领，向为天剑党、血盟团的青年将校所景仰，后演化为皇道派。长州派则奉田中为首，后有山梨、宇垣等高级将领，景仰者多在军中央担任要职，后演化为统制派，成为统辖军队的主流。皇道派基本上实行了樱会的激进路线，急于通过政变去实现独裁。（30）统制派却认为不经过政变也能够实现军部独裁和侵略中国的目的，主张在“容纳财阀”和允许现有各种政治势力（官僚、政党等）存在的条件下，“根据以天皇为中心的举国一家主义，缓和阶级斗争，协力合作……”，去建立天皇制军部专政。因此，反对在激烈的内部斗争中彼此削弱，视皇道派为“产生军部动乱之源”，要求“坚决实行统制，保持革新原动力，切勿投入事变中”，“不得进行激烈的破坏现状的活动”。
    其实，皇道派和统制派作为军部推行法西斯主义的两个派别，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它们都以天皇为旗帜，标榜奉行“天皇中心主义”，在“遵照神圣天皇的意图”名义下以法西斯主义“改造日本”。皇道派极力强调解散政党，而政党在30年代初期的日本政治舞台上，已经实际上日益失去其作用，统制派虽允许政党存在，但最终目的仍然是消灭政党，实行独裁。两派主张可谓殊途同归。从其发展的渊源来看，统制派倒是皇道派崛起的始作俑者。两派分歧的关键在于统制派的驾驭和皇道派的反驾驭。正如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在1966年临终前对访问者所说的：“我们（皇道派）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统制派）是实用主义者。我们认为暴力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但是都重要的是根据明治五项原则将国家置于它原来的轨道，因而并非单纯是为了击溃中国的问题。”他还说：“不管那些说失去了理想的人。而现实主义者往往能够最终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31）
    继若槻之后的犬养毅内阁明显表现出向军部法西斯势力妥协的倾向。为维持动荡的政局，犬养毅被迫任命皇道派的荒木贞夫为陆相、森格为书记官长，皇道派势力亦乘机兴起。尽管犬养毅对军部多方让步，但其赞成削减陆军预算、反对日本承认伪“满洲国”的主张仍遭法西斯势力的忌恨。森格就“多次警告犬养说他对军阀的反对将危及他的生命”。（32）1932年5月15日，以古贺清志为首的一部分皇道派军官、与大川周明及橘孝三郎所率爱乡塾等社会法西斯势力相配合，在东京发动政变，企图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事法西斯政权。政变者分数路袭击了首相官邸、政友会本部和三菱银行等重要场所，枪杀了犬养毅。他们在《告日本国民书》等文件中宣称：“为使统治阶级醒悟过来，必须给他们当头一棒。”（33）“目前挽救国家的唯一道路就是采取‘直接行动’，杀死天皇左右的奸贼。”（34）政变旋即失败。
    犬养毅被刺杀后，在首相的继任人选上，迫于法西斯势力的压力，2月大选中获得多数的政友会并未获准组阁，反而由元老们决定了前朝鲜总督、海军大将斋藤实出任首相，它标志着日本式“政党内阁”时期的完结。斋藤实在军部的指导下，组织了兼容官僚和政党代表的“举国一致内阁”，增强了军部及其与之有联系的法西斯官僚势力，成为向法西斯亲军内阁过渡的桥梁。
    “五一五”政变的主犯仍然没有受到严惩。军部姑且不论，就连政府、议会、报馆亦都认为虽然这些人手段恶劣，然而“爱国之志”可嘉，这说明官僚与政党和法西斯势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原来受统制派鼓动反对政党政治的皇道派军官，在统制派策略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仍没有放弃通过政变实现独裁的企图。1933年7月，大日本生产党制造了“神兵队事件”；11月，发生了“救国埼玉挺身队事件”；这些事件，无一不属于法西斯阴谋政变。虽均告流产，但每次事件都加速了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
    曾于1934年7月到1936年3月间担任日本首相的冈田启介，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说：“在他和他的前任斋藤的任期中，陆军的权利曾与日俱增。”他还说：“这两个内阁都招怨于陆军，因他们被看成是陆军以武力扩张日本在亚洲势力的反对势力。”（35）冈田所讲的陆军势力，就是军部法西斯势力。1935年，军部法西斯分子制造了“天皇机关说事件”。天皇机关说本是贵族院议员、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主张的学说。它否认天皇是统治国家的主体，认为统治权属于“法人”的国家，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这一学说与旧的天皇主权说相对立，成为大正民主政治和政党内阁的思想基础，不仅是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学说的主流，也是政府公认的理论。但此时却被军部法西斯视为有损天皇尊严，违反日本国体，对其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结果，政府被迫两次发表声明予以正式否定，美浓部达吉以“不敬罪”遭到起诉，敕令辞去贵族院议员职，著作禁止发行。天皇机关说被法西斯势力的摧毁，“意味着民本主义运动以来日本民主主义的最后一滴成果也被消灭了。”（36）至此，在日本通往天皇制法西斯统治的道路上，已无任何障碍。
    五
    随着政党政治的结束和民主思想的被压制，日本军部内统制派与皇道派的矛盾日趋尖锐起来。1934年7月，林铣十郎接替荒木贞夫出任陆相，他上任后公开表示，“维持军队的统制是个重要问题”，更加引起皇道派的不安。11月，发生了皇道派一批青年军官因策划政变而被捕、后因证据不足免予起诉的“士官学校事件”，皇道派断定这是统制派的陷害，因此，“对统制派的军首脑部反感达到极点。”他们“满怀着复仇心，考虑着重新崛起的时机，秘密地与同志在一起研究计划。而他们的背后，有北一辉和西田税等革新主义者。”（37）两派开始公开的谩骂，皇道派指斥统制派是“财阀走狗”，认为“在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发展上已经牢牢地建立起根基的资本主义支配形态，只凭军部的恫吓或实行诚恳的劝导，就希望财阀、党阀有翻然悔悟的可能，那是危险的感情主义和机会主义，将反而起了阻止革新势力发展的作用，必须清除”。（38）］统制派则谴责皇道派“率乱军纪”、“扰乱民心”，“要严厉惩罚直接行动等不稳的行为，取缔青年将校，并采取镇压危险分子的方针。”（39）
    1935年7月，任教育总监的皇道派核心人物真崎甚三郎被撤职，皇道派认为此举出于统制派核心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策划。8月13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在陆军省砍死永田铁山。
    相泽事件使军部统制派和皇道派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皇道派纷纷替相泽开脱，甚至在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时，以辩护的形式大肆宣传，攻击统制派。“这样一来，青年将校革新运动，和军内部的派阀斗争关联在一起，在北一辉、西田税暗中指导下，愈来愈显采取直接行动的趋势了”。（40）1936年2月26日，在北一辉、西田税等人支持下的青年军官发动政变，并提出实行“昭和维新”、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官、罢免统制派军官、召各地皇道派军官来中央安插职位等八项要求。（41）史称“二·二六事件”。3天之后，政变得以平息。3月4日，天皇发布紧急敕令，特别成立了东京陆军军事法庭，17名皇道派军官和北一辉、西田税被判处死刑，并全部执行。与此同时，皇道派遭到彻底的清洗。统制派还以对付叛军为借口，全面控制政局。2月27日，东京实行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戒严，一切政治性的集会结社都被完全禁止。5月18日，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以上，次官必须由现役少将以上军衔的军官充任，从此堵塞了预备役军官就任军部大臣的道路，法西斯化的军部再次执掌了内阁的生死予夺大权，成为超越政府之上的独裁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