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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天皇制法西斯统治的确立(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南开学报:哲社版》 刘景泉 参加讨论


    日本在中国东北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而取得的胜利,加快了建立天皇制法西斯统治的步伐,民间的法西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团体比诸20年代的法西斯组织更具规模和代表性。他们利用“九一八事变”煽动民众,使法西斯运动在日本得到广泛迅速的发展。下层法西斯团体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扩大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自下而上”地推进法西斯化;上层法西斯分子则利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极力庇护、纵容下层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并直接间接地参与法西斯的阴谋行动,“自上而下”地导向引航。
    但是,由于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的法西斯政党,日本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走的不是议会式选举的道路,而是通过激烈的权力斗争逐步实现的。军部法西斯势力首要清除的障碍,是在政治生活中尚能起作用的议会和政党政治。这一目的,在军部的一份文件中表述得非常清楚:“我国军部是以近代东方和西方所没有的独特形式构成,在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日本的现阶段上,更有加强其存在的价值。军部大胆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断然采取自己是改造日本指导中心的这个迫在眉睫的大方针。”所谓改造日本的大方针,核心是确定军部对其他政治势力的支配地位,“使陆军大臣确实在内阁掌握领导权。”(25)
    是时,受日本财阀操纵的政党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亦愈发激烈,为法西斯势力控制政权提供了契机。“九一八事变”后,掌握日本经济命脉和国家机器的财阀阵营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对战争的态度分裂出急进和缓进两派,前者以军需工业财阀为代表,后者则主要是金融、轻工业、贸易起家的财阀;二是一些金融资本以迎合法西斯主义,开始与军部暗渡陈仓。金融资本家、急进的军需财阀与军部法西斯势力结合成一种新的力量。
    各政党内部亦出现了新的分化组合。三菱财阀资助素有“官僚党”之称的民政党,演化出总裁派。三井财阀资助的政友会内部亦有革新派、鸠山派、前田派、知久平系、国政一新会、松野派、五人组、久原系、新党组、总裁亲兵组、旧一会等小组织产生。这许多小组织又逐渐形成革新派、鸠山派、中岛知久平派三个系统,就政治倾向来看,多数派别都积极支持政府的侵略与黩武政策。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财阀的幕后操纵。各政党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势,丑闻迭爆,为法西斯势力提供了攻击的口实。
    日本历史上向以农业立国,直至30年代初期,日军士兵多系农民出身,军官中也占很大比重。国内的危机、民众对政党丑恶行径的不满,都对军队产生了直接的触动。一些青年军人认为,社会上层人物国家意识薄弱。政党以夺得政权为目的,相互排挤倾轧,造成政界和社会的纷扰不安而形成了党贼;财团则贪得无厌,操纵金融与市场,不顾国计民生而形成了财贼;政府亦依靠其权势横征暴敛,贪污腐败,以致民不聊生而成为权贼、党贼、财贼、权贼相互勾结,横行国内并影响到皇室。于是,在法西斯主义的影响下,这支忠于天皇且大多为农民出身的军队乃掀起了打倒财阀与政客的“昭和维新运动”。他们除主张独裁、秩序、效率、强权、侵略外,还依仗军队在国家传统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及国民中的影响,主张万世一系的天皇制领导日本步入世界大同的家族主义;仇视资本主义和金融寡头的垄断,主张以农村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和衷共济的农本主义,要求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由国家管理,反对欧美白人对亚洲的奴役,主张由日本为亚洲的盟主,驱逐欧美出东亚的民族扩张主义;主张由军队直接辅佐天皇的军国主义,反苏反共,以振国威等等。
    “十月事件”拉开了“昭和维新运动”的序幕。大川周明联合桥木欣五郎等樱会法西斯分子,计划于10月袭击首相官邸、刺杀首相若槻,成立荒木贞夫为首的军事独裁政权,史称十月事件(亦称锦旗事件)。政变由于部分参加者的内讧而流产,但若槻内阁也终因此事于年终宣布总辞职,政友会的犬养毅接替了首相职务。策划和参加政变的大川、桥本被捕后因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庇护,只在形式上受到审判。这一结局,表明了军部法西斯势力政治地位的上升。
    1932年初,大川和桥本积极着手以排除政党政治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国家改造的准备活动。1月17日,桥本发表了主张改革日本议会制度的新闻记事,鼓吹自由主义与建国原理不能相容:“必须把既成政党当作赎罪的羔羊,并且为了建立明朗的新日本,必须消灭它们。”(26)大川则奉提倡“皇道”和“八纮一宇”传说的神武天皇为偶像,组成了名为神武会的法西斯新团体,他毫不隐晦组织这个团体的目的是为了“发扬日本精神,发展国家主义,鼓舞日本人做东亚的指导者,打倒既成政党,实现按国家主义组织政府的目的;及以增进国力的海外发展为目的来计划如何统制日本产业的开发。”(27)茨城县和尚井上日召、农本主义者橘孝三郎等人,极力将中小农民和城市中间阶层对财阀及其所豢养政党的深刻不满引向法西斯战争和独裁。鉴于几次政变的夭折,12月31日,天剑党成员血书盟誓,“将以一人杀一人为目标进行暗杀”,组成了“一人一刀的‘血盟团’,并且和井上日召和尚领导的暗杀团合并起来。”(28)
    血盟团的誓言迅速变成了行动。1932年2月9日,民政党最高领袖之一的前藏相井上准之助被小沼正枪杀。3月5日,三进财阀首脑团琢磨亦被菱沼五郎剌死。虽然两名刺客都被当场捕获,并立即搞清了血盟团的全貌及与军部之关系,但内阁却无力采取有效的对策,凶手不久即获释放,法西斯势力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统治国家的大义名分,已经极端混淆不清了,有人怀疑司法部在法西斯化。一般舆论对此也无能为力了。”当时的日本,“社会上充满不安,以致出现实业界人士争穿防弹衣的情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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