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华盛顿在妥协主义框架下所倡导的勤俭节约、劳动致富、个人奋斗、不问政治的思想与他同时代的主流思想合拍一致，深深地印烙着弥漫于当时美国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
    内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经历了马克·吐温所说的长达35年之久的“镀金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革命基本大功告成，成为世界最发达工业国之一。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迅捷步伐和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美国社会里出现了两股思想文化潮流，一是“财富主义（Gospel of Wealth），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财富主义，顾名思义，即是对财富的极端崇拜。1870年至1920年时期是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成熟时期。在这期间，出现了卡内基、洛克菲勒和摩根等大企业家和大资本家。这些“成功者”在那个时代扮演着叱咤风云的角色，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社会的各个场面。他们的成功史像圣经书一样在跃跃欲试者的手中传阅，他们的人生信条像金科玉律一般在仿效者中传诵，他们对财富永无止境的追求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无数男男女女紧追其后，一试为快。概括地讲，财富主义的精髓就是物质主义，就是敦促和鼓励人们去追求和拥有物质财富，就是把财富和幸福等同起来。在这方面，卡内基作了详细的阐述。他在一次对康乃尔大学学生的演讲中说，只要坚持用勤俭、认真、节俭和清醒的原则指导自己的行为，人们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使财富福音降临于己（注：Andrew Card-egie,"Triumphant Democracy"（1886）；"The Gospel of Wealth"（1901）。See Alun Munslow,Discourse and Culture:The Creation of America1870-1920.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PP.26-27.）。
    与财富主义同时兴起的是广泛流行于当时美国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运用于研究社会进程，衍化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到美国之后，它立刻在这块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奋斗、注重个人竞争的沃土上扎下根基。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纷纷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帜之下，用这一理论来解释美国的历史进程、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美国的社会演进。一时间，各种难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框架下似乎都可以找到答案。印第安人之所以把北美拱手让给白人，是因为他们属于“不适者”；美国社会出现贫富悬殊不足为奇，因为富是“适者”的象征，穷是“不适者”的标记；美国经济避免不了“大鱼吃小鱼”的现象，此乃“物竞天择”的一部分……社会达尔文主义明白无误地向人们告诫：在美国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权力自然而然地向有能力、有财富者倾斜；获取和拥有财富是每个人的神圣权利。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坚定的鼓吹者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最精辟地概括出了它的核心：“如果我们不喜欢适者生存，那末，我们只剩下另一个选择，那就是赞同不适者生存。”（注：See M-ary Norton and David Katzman ed.,A People and ANa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4,p.555.）
    从很大程度上说，财富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构成了华盛顿生活时代的主要思想文化潮流。根据文化霸权理论，生活在一定文化霸权之下的人，其思维模式和话语内容都难以逃脱这一文化霸权的影响，对处于从属地位、受压迫的少数集团而言，尤其如此。用这一理论反观华盛顿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如黑人要学会自立、自主、自责，黑人要靠自我奋斗去获取成功和财富，黑人要积极地仿效白人资本家去艰苦创业等，可以这么说，华盛顿只是把他时代的文化霸权的话语内化一下，然后将它们转述成适用于黑人民族的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华盛顿在种族主义上的妥协主义思想，与其说出自于华盛顿“本源”，还不如说是来自“外源”的文化霸权在华盛顿身上的折射（注：Alun Mu-nslow,Discourse and Culture:The Creation of America 1870-1920.New York and London:Rourledge,1992,Chapter 6,The Rhetoric of Racial Accommodation PP.110-128.）。
    第三，华盛顿妥协主义的主张与其对当时的种族关系的认识，对当时黑人情况的评估，以及对黑人未来前景的计划有着重要的关系。
    无论从华盛顿的自身经历来看，还是从华盛顿在南部的所见所闻来看，华盛顿始终认为，19世纪末期，南方的种族关系过于紧张，种族骚乱、私刑暴力过于频繁，致使双方生活在恐怖气氛之中。在华盛顿看来，造成种族关系紧张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白人对黑人的不信任、歧视、甚至仇恨；二是黑人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在政治和社会平等权利上倾注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为此，华盛顿在各个场合总是尽力强调种族和谐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尤其强调南方白人与黑人在经济利益上的共同性--即白人需要劳动力，黑人需要就业。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华盛顿一方面呼吁南方白人为黑人提供工作机会，相信黑人的善良、诚实、忠诚和勤劳，帮助黑人开放智力、掌握技术，使他们成为“最有用的、最能干的公民”。另一方面，华盛顿劝告他的黑人同胞集中精力从事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的活动，老老实实从这些“社会底层”的实际生活开始，别好高鹜远，在政治和社会平等权利等“社会上层”问题上耗费不必要的精力（注：Booker T.Washington,"The Atlanta Expo-sition Address,September-1895,"from Up From Slavery,PP.218-225.）。华盛顿认为，只要南方白人与黑人在经济利益上找到共同点，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就会减缓，并逐渐取得整个社会的和谐。华盛顿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经济利益，一方面表露了他对“财富主义”的认同，另一方面说明了他把经济利益作为通向民族和谐的揉合剂，以达到他提倡的妥协主义的目的。
    华盛顿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黑人情况的评估和判断更能反映出他之提倡妥协主义的原因。华盛顿做过奴隶，一生生活在南方农村，因而对那里的黑人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看来，黑人那时刚从奴隶制度桎梏中解放出来不久，他们在奴隶制度下养成的各种陋习仍未脱尽，绝大部分黑人因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而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此外，由于黑人长期以来被迫替人干活，在鞭子和呵责声中劳动，大部分南方黑人相对而言缺乏主动性，责任感较淡薄，对工作的尊严性也缺乏认识。更重要的是，华盛顿认为，大部分黑人群众那时自立、自主、自律的能力很差，对个人的责任和对社会的责任观念不清，理性思维能力低下，距离合格公民的素质相差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觉得当务之急是加强教育，提高素质，尽早摆脱从奴隶制度下因袭得来的种种陋习，用资本主义的道德戒律武装自己，以便早日成为合格的公民。沿着这一思路推理，华盛顿劝告黑人先从改善生活环境开始，别为平等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使已经糟糕的种族关系更加恶化。在华盛顿看来，对那时的黑人来说，“现在能有机会在工厂里挣一美元比在剧院里花一美元看戏（意即社交场合的种族平等）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注：Thomas T.Lyons,Black Lead-ership in America,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