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姆·朗当时曾问腊斯克，如果联大主席设法立即把联大决议通知北朝鲜当局，“是否会给美国造成什么困难”？他答称，如果皮尔逊能在联大全体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不仅不会使他们感到困难，而且可能还会很有帮助”。〔35〕可是，第二天（10月7日）早晨，皮尔逊却发现美国人变卦了，美国代表沃斯汀找到霍尔姆斯，“不顾他们以前的态度，告以根据最高机构的命令，强烈要求联大会议主席不要发表任何声明”。结果立即表决“八国提案”，并以政委会内表决时相同的票数通过，即47：5，7票弃权（印度、南斯拉夫及阿拉伯五国），联大主席“没有别的选择，最后只有放弃声明”。霍尔姆斯给外交部的报告说，“令人十分难堪和气愤，全部精心安排的项目，由于美国人最后关头的干涉而被抛弃”。〔36〕皮尔逊既感震惊，又很生气，“立即退出会场，以使自己能冷静下来”。艾奇逊第二天打电话给皮尔逊，对没有信守原已达成的谅解表示歉意，并说联大投票前一天晚上，他向杜鲁门提起皮尔逊的建议，但在最后关头，军方请求驳回加拿大的建议。〔37〕
    加拿大的决策与行动缘何严重错位
    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军”越过38°线北进问题上的卑劣行径，尤其是最后表决“八国提案”时对加拿大的欺骗，使加拿大人强烈不满，使他们认识到，“在这类事情上和美国代表团很难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因而加拿大常驻联大代表向自己的政府建议，要记住美国政府这个弱点，“以后对朝鲜问题最好尽量少承担责任”。〔38〕皮尔逊外长本人在此次被美国人欺骗以后，对加拿大在职大会议上投票支持“八国提案”的行动也感到后悔，18年后谈起此事时仍表示，他们为仓促通过这个提案以及漠视印度人的反对态度深感悔恨，然而当时他并没有勇气坚持本国原来的立场，直至撤回加拿大对“八国提案”的赞成。〔39〕一直坚持反对“八国提案”的里德副部长助理19年后回忆起此事，也仍认为投赞成票是错误的决定，〔40〕还说自联合国通过“八国提案”后，他一直扪心自问，“在1950年秋天不让加拿大代表团投票支持那个提案的立场是否坚定，而这个提案有可能被麦克阿瑟视为授权他向鸭绿江进军。”〔41〕
    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这个事关扩大战争的原则问题上，加拿大政府在联合国公开表决时，却听从美国要求，放弃自己的决策，明显表现出决策思考与实际行动严重错位。我们应当怎样认识加拿大决策者这种表现呢？其实，这又涉及了加拿大学者们讨论冷战时代加拿大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远东和中国政策的一个老问题，即维护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与发展对华关系保持远东和平孰重孰轻的问题。这次讨论越过38°线问题，如同战争以随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问题的情形一样，为了发展对华关系，加拿大决策者“尽管提出一系列积极政策，却毫无实际结果，最后又都被放弃了”。比较激进的学者，包括外交部内如朗宁这样的成员，认为这种行为是“过分考虑美国，甚至是一种屈辱服从美国”。〔42〕但是，更多的人认为，由于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把自身的资金利益完全依赖于由联合国和北约组织所体现的集体安全上，而美国是这个体系的中枢和守护神。因此，尽管加拿大决策者认识到谨慎处理对华关系，对保待远东乃至世界和平十分重要，但是加拿大的对华关系“与紧急防止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外交失败相比，总是处于从属地位”，“美国的外交失败将会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产生深远的破坏性影响”〔43〕。这就像冷战时代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另一位外交部长保罗·马丁所指出的，”由于受传统条约义务以及与北约联盟有关的国家利益的制约，加拿大不可能、也不应该因与中国的关系而疏远我们最亲密盟国的关系”〔44〕。在越过38°线武力统一朝鲜问题上也一样，尽管加拿大政府认识到，这可能导致中美战中，但因为考虑到西方与苏联抗衡的长远总体利益，必须维护英国在西方社会的领导地位和威信，最终仍然放弃了反对美国扩大战争的政策，从而出现了决策和行动完全脱节的现象。
    在冷战年代加拿大的对华外交中，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后来，1958年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加拿大又出现一次类似的立场与行动错位的记录，而这次则是美国人赤裸裸向加拿大提出维护美国威信的要求。当年夏天，美国第七舰队再次驶入我国台湾海峡，威胁远东和平，加拿大认为美国的行动具有引发东西方大战的危险性。美国承认这种危险性的存在，也认为加拿大立场正确，但为了西方的“集体利益”和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他们要求加拿大“尽管可以私下反对，但是不能公开反对他们。”〔45〕
    应当指出的是，加美两国在武力统一朝鲜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并非根本的立场冲突，对整个朝鲜战争问题，两国在根本利益上，即维护西方的价值观和”自由社会制度”、抵抗“共产主义扩张威胁”方面仍是一致的。
    加拿大和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甚本分歧，仅涉及对西方阵营的战略重点的认识问题。加拿大认为，西欧是“主战场”，远东是“次要战场”。美国尽管同意这种看法，但实际实行的却是东西方战场并重的路线，美国决策者自战争一开始，即认定朝鲜战争受苏联唆使，是苏联准备对西方发动总体进攻的起点，而且也料定中国要参战，主张对中国也要全面对抗，因此，在侵略朝鲜的同时，也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并以空军骚扰我国东北。加拿大政府虽然同意美国对苏联可能发动总体战的估计，但对苏联挑动朝鲜战争的目的和性质，却另有不同看法，认为不是总体战的起点，只是为了声东击西。〔46〕
    由于这个基本分歧，双方对战争涉及的其它问题、包括“联合国军”是否应越过38°线以武力统一朝鲜问题，自然也就有了不同认识。加拿大的看法是，“联合国军”尤其是美军越过38°线，会刺激中国参战，使战争升级，导致中美冲突，乃至全面战争，一旦如此，就中了苏联声东击西的计谋，不利西方在欧洲对抗苏联的总体进攻。因此，加拿大政府反对西方联军越过38°线，相反，主张尽快实现美中直接谈判，或朝鲜停战谈判，恢复远东和平，以使美军尽快回到欧洲主战场。由于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作用的估计，美国不同意加拿大的主张，认为“美国不能在太平洋奉行‘孤立主义’而在大平洋奉行与‘孤立主义’相反的政策”，〔47〕即坚持在东西方两条战线应同时抵制共产主义，因此对中国的干预要全力抵抗。
    周恩来在分析中国出兵的意义时说，让美国“在朝鲜陷入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甚至会影响它派兵到西欧的计划。这样，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48〕加美当时在武力统一朝鲜问题上的分歧，属于西方内部的矛盾，是对东西战场轻重关系问题不同认识的分歧，是一种内部的策略分歧，完全不能与东西方之间那种根本利益冲突相提并论。加拿大政府只是西方的策略派。
    由于美加矛盾的这种性质，加拿大政府在反对美国越过38°线扩大战争的问题上，自然不可能持坚定的立场，很容易屈服妥协。问题的实质还在于，当时正在发展的冷战形势，不仅限定了东西方关系极端对立的格局，也限定了西方阵营内部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的基本架构，美国以维护西方共同安全，要求它的所有盟国要与它保持绝对统一。更何况朝鲜战争爆发，意味东西方间的冷战走向顶峰，转变为热战，在这个关键时刻，对关系到东西方根本利益的问题，美国已到了不允许其小兄弟谈“不”的地步。在朝鲜战争中，作为美国紧邻的加拿大，又是仅次于美英的第三重要出兵国家，在这个事关西方命运的大事上，美国一定要拉住加拿大不放手。这就是加拿大在反对“联合国军”越过38°线问题上，不能坚持和平立场到底而最终动摇的根本原因。
    加拿大的行为有代表性。它再次说明在东西方严重对立的年代里，受霸权主义支配，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在处理对外事务时，往往处境两难：为了自身利益，它们不愿意事事都追随美国；可是，它们又都把自身的安全寄托于由美国支撑的所谓集体安全体制，而美国则往往以集体安全为掩护拉着这些国家为它的霸权利益效命。受美国裹胁参加朝鲜战争就是冷战年代这些国家进退维谷、处境两难的最典型表现。
    本文为国家教委留学回国科研启动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加拿大与朝鲜战争》的子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