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著书的实用目的更一目了然：“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第18页，第19页，第17～18页，第17页。）修昔底德相信人性永恒，读者能鉴往而知来，因而历史是有用的。
    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学实践中，只确认西方史学在诞生之初包含着实用目的是不够的，还必须清楚，两位史学家希望他们的读者获得怎样的教益，因为从分析中，我们能了解各自的历史观及其差异。希罗多德通过克鲁伊索斯等人的事例警示读者：世事无常，最有财富的人并非最幸福，因为财富转眼即逝，时代变化，人的地位、财富、友谊都会随之改变；再者，物极必反。人们应该使自己的心理在命运变幻之时处于一种顺应其变化的准备状态，最好在事物呈现变化的趋势时就积极调整自己的行为，阻止这种趋势的蔓延。这些是希罗多德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他希望读者能认识命运的无常，而作好随机应变的准备。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认识恰恰相反，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符合某种人性的规律，相信将来仍旧会发生与过去发生的相类似事件，因为人性支配了事件的发生，而人性是永恒的。在这种历史观下，修昔底德认为读者只要了解过去发生的事件，就能预言将来，人性之不变如同一条心理学的规律，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定了轨道。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不仅明确意识到史学的实用性，还注重历史的因果解释，但他们不明白对因果解释的不同恰恰证明了他们历史观的分野。历史观是史学家发挥史学实用性的依据，因而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在进行因果解释时风格迥异，也就是显示他们实现史学实用性的方法大相径庭。希罗多德很少下断语，说明一个事件发生的原因，他会这样表示：“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事情的起因是……但是希腊人的说法却不同……”或者他说：“他们所以这样做，我认为是……”希罗多德的这种态度表明，作为历史学家（他本人被称为“历史之父”），他对自己的文字是负责的。他认识到对同一历史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在不能确定时，就将他们都记下来，不强求读者接受某种指定的解释，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思想空间，让他们去判断、选择。而在他自己看来，本人的判断也不过是诸多判断中的一种，对读者而言，只有参考价值。从希罗多德的这种风格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读者自由意志的尊重，这更符合于人文主义的精神。修昔底德则不然，他将自己沉浸在一种独断论的氛围中，往往以强势语气进行因果阐释，如：“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第18页，第19页，第17～18页，第17页。）作出如此判断，他就不得不将整个著作围绕单一主题进行，这不仅束缚了他自己的思路，也将读者局限在一个固定的框架中，因而他的著作也只可能描写政治与军事史，史学功用的实施必然限定在政治和军事的范围。
    同样力图实现史学的功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观相异导致了实践方式上的巨大区别，这就令后来研究者不禁自问：他们各自的历史观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必须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去探求其本源。
    人们普遍认为，古希腊思想的主流是反历史的，这主要表现在哲学和数学中，古希腊将知识的基础建立在永恒不变的东西上。柯林武德说过希腊人对永恒的追求是极其热烈的追求，那是因为希腊人本身对于非永恒具有一种非凡的鲜明感。意识到社会、人世的变幻莫测，将给人们心理带来一种压力。人们总是追求确定性和永恒，对此，杜威的解释是：“确定性的寻求是寻求可靠的和平，是寻求一个没有危险，没有由动作所产生的恐惧阴影的对象。因为人们所不喜欢的不是不确定性的本身，而是由于不确定使我们有陷入恶果的危险。”（注：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版，第5页。）古希腊人不能理解他们寻求永恒的行为不过是想实现心态的稳定，这是一种逃避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的方式，因此，修昔底德以历史证明人性的永恒正表现出他也是这种反历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追求的人性超脱于时间之外，不会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历史学家完全以反历史的抽象人性为依据解释历史，那么，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学，而是一种道德学，历史学家也只是道德学家，因为他们的史学活动其意不在于揭示事件的历史性，而在于通过主观性极强的因果解释证明人性的不变。修昔底德的人性论历史观经由李维、马基雅维里、伏尔泰传了下来，从某个方面上讲，这也是作为西方史学之正统的原因之一。
    修昔底德的著作关注的是人事，于是人们纷纷称赞他的人文主义思想。然而，只要人们明白他宣扬的历史之前提人性，如同一种不可捉摸的永恒事物时，那么，从人性支配的历史发展中，人处于怎样的位置呢？是听天由命，叹息个人的渺小，还是参与历史的创造过程？在修昔底德的演说辞中，可以看到，他旨在宣扬善良、忠诚、正直、仁慈等美德，有引导人性如此发展之意，但作为历史学家，历史的实际发展过程在他眼中就成了次要的，而首要的却是教人顺从人性。
    在这种反历史的主流思潮中，希罗多德独树一帜，充分注意到事件发生的历史性。他游历四方，了解各地民俗风情，对同一历史事件，广泛吸取立场不同的人的各式各样的解释。自己不作过多的判断，说明他已意识到解释者利益的不同会导致解释的差异。在很多时候，设身处地地思考，进行理想中的公正的判决却很艰难，于是，希罗多德将精力放在描述事件本身，尤其是表现那些无常的事件，让读者自己从中去寻求教益，作好迎接命运变化的准备。
    历史学的实用性表现在什么方面，要由历史学家所持有的历史观而定，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学实践说明了这一点，古希腊史学起源的目的亦从他们著书的主观倾向中表达出来。仅仅具有价值的学科是不能称为历史学的，历史学的诞生还建立在追求史实真实性的基础上，因此，历史学家还应具备求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