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求真实意识与史学生存基础
    历史学区别于文学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它记载的事实必须是真实发生过的。古希腊历史学家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求真意识，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记载，尽量排除各种主观意识于史书之外，努力清除神话对历史著作的干扰。希罗多德在坎道列斯的谈话中加进了一条解释，以表示普遍认同的看法，即：“人们总不会像相信眼睛那样相信耳朵的。”（注：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第1页，第103页，第71页，第4页。）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是古希腊史学家选取史料的一般准则。将亲眼所见的事记载下来困难不大，但当史学家不在事件发生的现场时，真实的记载史实却颇为困难。希罗多德的做法是有闻必录，将到场者的口述一一笔录，发表自己的看法。修昔底德的做法不同，他说：“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眼看见的人那里听见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的。”（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第18页，第19页，第17～18页，第17页。）修昔底德的“考核”意指一种批判方法，即从多位事件参预者的口述中复原事件。
    修昔底德的做法并非没有缺点。他认为仔细考核后将会“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确结论”，可以“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第1版，第18页，第19页，第17～18页，第17页。）。然则怎样才是“合乎情理”，什么话是那个场合要求演说者说的呢？除了修昔底德自己的标准，再也没有确定的标准了。由此可见他的著作中包含了不少的主观意愿，如果认为历史的真实性指的是事实的纯粹客观性的话，那么希罗多德著作中的真实性远甚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中记载的各方陈述，尚有可能存在真实的一种，而修昔底德的“独家报道”是否真实完全依赖于他的推断。在此，我们并不准备否定修昔底德的批判方法，而只是想说明用它去剔除口述者的主观性时，往往会不自觉地渗入史学家自己的主观性。
    求真的任务是艰巨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颇有体验。他们具备了求真意识，这是在史学起源之时的一大贡献，但是人们仅仅局限于从史学方法方面称赞他们，没有认识到求真意识在历史学中的重要性远不止如此，它关系到历史学生存的基础。自西方史学起源至今，保卫历史的真实一直是各个时代约束历史学家主观性的戒律，但很少有人理解历史学家为什么要求真。既然史学实践为的是满足生活世界提出的要求，那我们就在生活世界中寻求解答。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什么说谎者通常在谎言被揭穿后受到人们谴责？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能将我们领入理解求真意识起源的境遇。单个人的活动在进行自我解释无所谓真假，它不受道德的约束。然而，当人们无法单独生存或完成某项任务时，不得不协力相助，谋求共同利益，求真的需要于是显露了。将人们联系起来共同活动的是一根利益的纽带。共同的活动与利益需要产生了交往与分工。马克思认为：“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39页。）正是这种异己的力量要求对交往活动进行真实的解释，否则交往难以维系，利益的纽带也将受损而断。史学家总是代表某个集团之成员，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被该集团认同。在两个有着利益交往的集团中，如果某个集团中的历史学家为了本集团的利益对交往活动的真实性进行歪曲，而本集团又接受了这种解释，那么就意味着这两个集团的交往将陷于危机中。因此，只要两个集团维持正常的交往，其中的任何一位史学家对它们之间的利益交往就必须尽量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于是，两个集团共同活动产生异己力量就制约着他的活动，他们不能为了偏向本集团的利益而置历史的真实于不顾。这种求真意识的产生，并非来自史学家的顿悟，而是起源于日常生活中社会实践的需要。
    具备求真意识，历史学才可能诞生，并且，只有保持求真意识，历史学才能真正继续下去。设想如果史学家对史实可以任意歪曲的话，历史学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至少文学就能基本将它替代。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追求史学的实用与历史的真实在意识形态上都已具备，因此历史学诞生了。实用与求真也成为了历史学起源的原初目的，但是，从上面所述已能觉察，这两种意识在具体的著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矛盾。求真意识要求对历史记载和解释的客观性，而实用意识要求对事实解释的主观性，因为只有用按照自己的目的解释的主观性，解释历史事件之因果，才能实现历史学的功用。求真与实用，在历史学实践中有相悖之处，事实上，这种相悖在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那儿就存在着。对史学的实用与历史真实的追求，还将这对原初矛盾带入了现代史学。
    四、原初矛盾与现代西方史学
    古希腊史学对实用与求真的要求来自生活世界，世界交往分工的扩大，意味着对这种要求只会更加强烈，而不会消失，所以实用和求真仍是现代史学存在的目的和基础。然而，19世纪的历史学由此发展出两个极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派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如实直书；以特赉契克为代表的一派史学家则偏重史学的实用性，为了让史学为政治服务，他们不惜篡改历史真实。自19世纪至今的历史学发展史，更是在追求纯粹的真实与唯实用主义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历史。而如何避免这两种极端，这是20世纪史学家深思的问题。
    史学家的求真，意指力求真实记载历史事实，实现史学之功用则是通过对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行解释，但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并没有分清二者之间的区别，他们要求无论是事实记载还是因果解释都应有一种确定的真实，因而矛盾不可避免。那么，唯一调和这一矛盾的方式就是保持单个历史事实的真实，而在解释各个事实之间的关系时服务于实用的目的，然而，如何在现实中实践这种方式却是困难重重。首先做出这种尝试的是以博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博克尔希望在确定史料的真实后，从中发现史料之间的联系，找到历史规律，实现史学的功用目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如意算盘完全是在同时代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刺激下打起来的，它盲目效仿自然科学，脱离了人们生活的实际。20世纪的科学主义历史学家们继承了它。从亨佩尔的覆盖模型到拉杜里大力宣扬的计量史学，都包含着实证主义的影响。通过规律解释历史，历史的发展似乎就沿着规律前进，这样解释也就满足了实用的需要。
    如果说希罗多德在历史著作中求真为的是更好地关注人事，表现出了浓厚的人文主义，那么同样强调求真的现代科学主义历史家却用真代表客观规律，他们在研究中尽量排除人的影响，其成果多注重结构、数据，形成一种无人的历史，也导致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从表面上看，似乎人类的未来已由科学主义史学家一览无余地揭示了出来，可是，一旦关心自己日常生活的个人问题：“历史有什么用？”科学主义史学家就无言以对了。倘若历史学家脱离了人们的生活而极力效仿自然科学，那么，对普通人而言，历史学的用处无疑大大地失去了。
    本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历史学家注意到了科学主义史学的弊端，开始更倾向于史学的实用目的。卡尔·贝克早已宣称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如今，西方史学的主要流派年鉴学派也不再一味强调结构主义与长时段，他们越来越关心人的自身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关心历史在确定人的处境，作为规划未来的参照系时的独特作用。应该说目前历史学朝向作为人的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主流是合理的，因为他符合历史学要服务于人的那种起源时的实用目的。但有一点我们需要紧记，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仍应是我们的追求，任何为了实用目的而牺牲史实真实性的做法都难以使历史学继承生存下去。至于如何实现真实性与实用性的结合，新叙事史的兴起已经展现出一丝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