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将人民与统治者加以比较,对统治者的暴虐予以抨击,对善良的人民加以赞美。他认为,人民对压迫者虽然怀有无比仇恨的感情,但他们往往表现出最大的理智。人民只求温饱,只要求正义与和平;而富人却贪得无厌,想侵占一切、支配一切。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民不被过分的压迫所激怒,他们是最公正、最善良的。他们的灵魂光明正大,有良心,有毅力,这些品格往往是统治阶段所没有的。这种对人民高尚道德情操的赞美,表现了罗伯斯庇尔对人民革命积极支持的态度。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是难能可贵的。相反,他在揭露路易十六的罪恶时说:“暴君的诉讼--就是起义;对他的判决--就是搞垮他的政权;对他的刑罚--就是人民自由所需求的东西”(第107页)。因此,处死路易十六不仅使人民懂得自己有反抗的权利,而且让暴君们明白人民的权利。罗伯斯庇尔号召人民要勇敢地运用手中掌握的反抗的利剑,“这把利剑终于应当把人民从最残酷的敌人那里解放出来。谁不动用这把利剑,谁就是犯罪。”(第156页) 值得注意的是,罗伯斯庇尔虽然重视美德的作用,把美德看成是支持和推动人民政府的主要动力,但他又认为,美德仅仅适用管理人民,而不适合于敌人。对敌人要用恐怖,没有恐怖,美德就显得无力。他在领导雅各宾派期间,欧洲各主要国家把法国革命视为洪水猛兽,于是联合起来对法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而国内的敌人也趁机进行疯狂的复辟活动。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若放弃革命的恐怖措施,不镇压敌对势力的破坏,那么,就不能保护人民的利益。他认为,“必须镇压共和国的内外敌人,不然就会与共和国同归于尽”,要“借助恐怖来统治人民的敌人”,“用恐怖使自己的敌人驯服”(第176页)。恐怖就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他对那些攻击恐怖的人予以驳斥,强调“不使犯罪行为遭到毁灭,就必须使美德遭到毁灭”。对保皇党的人宽大,对恶棍们的仁慈,就是对法兰西人民犯罪。这一切充分地表达了罗伯斯庇尔坚持革命权的坚定立场和信念。 5.罗伯斯庇尔人权思想的影响 罗伯斯庇尔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领袖,雅客宾派的主要领导者。他不仅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人权学说的继承人,而且在领导雅各宾派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创立了自己的人权理论体系。如果说卢梭、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主要贡献是对人权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论述了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幸福权等的重要性,激发人们为了建立一个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制度而斗争,那么,罗伯斯庇尔则是以一个革命家的姿态积极地投入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从而使他的人权学说带有强烈的实践性特点。尽管他领导的雅客宾派政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他的人权思想对后世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倡导思想、言论自由权,是启蒙思想家的共同特征,还没有发现哪一位思想家对人的自由权持有异议的。罗伯斯庇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提出的观点比别人更加辩证、更加有说服力。例如他提出的言论自由是发表一切对立意见的自由的观点,就是如此。一种思想是否正确,是与其它思想相比较才能得出结论的。因此,思想、言论自由,并不仅仅是意味着允许发表相同的意见、观点,而是允许发表相反的意见、观点。这样,人们才能通过对它们进行分析、比较中,从而抛弃假的,选择真的。若不允许某些不同的甚至是错误的意见、观点发表,那么,正确的意见、观点也就无从加以比较。罗伯斯庇尔这种非常辩证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形而上学这个为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所难以避免的思想方法上束缚,对于后世人们学会全面的观察、分析问题无疑具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罗伯斯庇尔重视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政权建设。他清醒地认识到,财产的过分悬殊是社会上许多灾难与犯罪的根源。人们之间之所以互相倾轧、尔虞我诈,主要是为了争夺财产权而发生的。罗伯斯庇尔虽然没有能够提出,剥削与被剥削这种具有鲜明色彩的政治学上的概念,但他毕竟相当接近这种认识。他主张对行贿受贿的官员加以严惩,这就不能把它仅仅理解成是维护财产神圣性,而应看作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对于建立在压迫与剥削基础之上的资产阶级来说,它是不可能做到不侵犯穷人财产的。但是,罗伯斯庇尔明确地提出这个理论问题,不能不对资产阶级的政权建设产生一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启蒙思想家中,除个别人之外,大都倡导反抗权,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又有着共同的弱点,即表现出一定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即使是思想非常激进的卢梭,曾主张人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革命,然而,他又担心糊涂无知的平民会制造内乱。至于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也是持这种立场。他们对封建君主还抱有某种程度的幻想,把社会制度的改革寄托在和平过渡上面。而罗伯斯庇尔把反抗权放在的诸种权利的最高位置,是其他各种公民权利的结果。他主张对于君主专制的统治,直接诉诸暴力革命即武装起义。尤其是有了1789年7月巴黎市民、农民、商人等联合起来攻打下巴士底狱的伟大实践之后,他的这种观念更加坚定。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是启蒙思想家人权学说的一次尝试,而社会历史的发展为罗伯斯庇尔提供了这样一块舞台,使他能有机会勇敢地积极地投身到斗争的实践中去,从而促成了他倡导的人民的反抗权思想具有浓厚的理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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