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任何主权国家为了生存与发展，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总是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一切外交活动都是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展开的。美国当然也不例外。一国外交追求本国利益原本无可厚非，但美国政府却常常把这些最为实用的活动用“理想”的外衣包裹起来，使其在对外政策方面获得丰厚的现实利益。其实美国文化在根性上向来注重实际，讲究功利，骨子里渗透着浓厚的商业气息。这一文化特征不仅在单个的美国人身上表现出来，而且必然反映到美国政府对内外问题的处理上。纵观美国历史，美国的对外政策无一不是出于对本国现实利益的追求，即使是所谓的“理想主义”政策也很难掩饰其功利主义的目的。
    一、美国务实传统的文化根源
    美国人以讲究实际而著称于世，这是早期移民在征服莽莽荒野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传统。那些出于各种目的来到北美大陆的移民们尽管在这个一望无际的广阔天地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但大自然“恩赐”给他们的并不是坐享其成，而是令人生畏的环境。早期移民怀抱的“理想”尽管对支撑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致于崩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真正使他们能够在这块大陆上生存下来的却是务实的劳作精神。他们把吃苦耐劳、勤俭奋斗、个人主义、奋勇向前的务实精神深深地植根于这块大陆上形成的文化之中，成为以后美利坚民族推进北美大陆的发展所表现出的明显特征。即使移民们打着“文明开化”的旗号驱逐、杀戮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块大陆上的印第安人时，其目的也不是用白人的“文明”取代土著居民古老的生活方式，而是要强占他们的土地。这种功利主义的追求贯穿于数百年的征服过程中。
    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与早期移民信奉的新教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新教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之时，从本质上讲是为新兴资产阶级扩大活动范围和最终获得统治地位服务的，因此从一开始它就以极强的务实精神与罗马天主教和东方的一些宗教相区别。新教对天主教强调的“来世”不屑一顾，主张教徒对上帝的虔诚应该表现在尘世的活动中，以他们所获得的具体成就来判断其行为的正确与否。衡量“上帝选民”的标准不是对宗教教义的不折不扣的遵循，而是看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新教伦理把人们得到上帝的拯救从虚无缥缈的“来生”世界拉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只有以务实的精神才能致富，成为“上帝的选民”。所以来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把在尘世的成功看做是上帝对自己的拯救，物质财富是上帝对勤勉者的褒奖，饥饿贫困则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无情惩罚，个人物质财富的多寡成为判断人们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标准。正是新教伦理中的务实精神，才使得北美大陆的移民乃至后来的美国人义无返顾地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新教伦理完全是鼓励人们追求现实的物质财富，它同样包含着极具理想色彩的宗教价值观，只不过是人们没有一味地停留在对理想的憧憬和赞美之中，理想只是起着一种鼓励人们成功的精神作用。美国学者欧内斯特·博尔曼就把来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称为“富有幻想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理想式地把自己确定为“上帝的选民”，但注重的却是功利，并以“观念和目的的有效性、可行性和实用性”作为成功的判断标准（注：参见欧内斯特·博尔曼《幻想的力量：恢复美国人的梦想》Ernest G.Bormann,The Force of Fantasy:Restoring the American Dream，卡本代尔1985年版，第18页。）。博尔曼指出，清教徒理想的务实性无疑是正确的。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宣称的“理想”往往成为他们追求实际利益的遮掩物。
    托拉斯在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中特别指出：“美国人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够得到、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954页。）美国人不愿意在具有长时效的理论问题上下功夫，而只注重对眼前利益有所促进的科技发明，抽象思辨的研究在美国几乎没有市场，而应用科学却在美国倍受青睐，世界上许多对现代文明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发明都出自美国人之手。他们在科学研究上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也令欧洲人望尘莫及，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著名作家凡尔纳在谈到这一点时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机械工，天生就是工程师，就像意大利人是天生的音乐家和德国人是天生的哲学家一样。”（注：弗雷德里克·哈特曼等：《变化世界中的美国对外政策》Frederick H.Hartmann and Robert Wendrel,America'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哈珀·柯林斯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实用精神可以说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美国人在处理或解决所面临的问题时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他们判断事物一般都从功利角度出发，很少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或空想。美国人多信仰基督教，但与一些宗教国家不同，社会上很难看出浓厚的宗教氛围，美国人身上更是体现不出狂热的宗教情绪，宗教信仰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并不会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形成约束。美国人在工作中特别注重效率，厌恶浪费时间，生活中物质欲望很强，但决不乱花钱财，计划方案或总结报告都力戒繁文缛节，甚至连日常说话也变得简明扼要。美国人注重实际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
    美国人讲究实际，无暇也不愿意在深奥的理论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那样做太费周折，还不见实际效益，所以在美国很难产生像康德、黑格尔等那样的大哲学家。在欧洲人的眼中，玄奥的哲学在美国几乎无立足之地。托克维尔考察了美国后指出：“在文明世界里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最不注重哲学了。”（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册，第518页。）德意志的文化土壤造就了许多世界级哲学家，在美国“最不注重哲学”的文化氛围中则涌现出了在西方哲学史上影响甚大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尽管受到英国经验主义和近代德国哲学的影响，但无疑是美国文化中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属于地地道道的“美国货”。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美国人以务实民族而著称，重事实而轻理论，从结果上发现命题的含义，把试验和谬误视为通向真理之路，而不在乎演绎逻辑。……当美国人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时，它自然是威廉·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注：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历史的循环》Arthur 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波士顿1986年版，第52页。）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杜威就承认，实用主义思想受益于国家拓荒者的经历，也就是说边疆经历对美国人的精神气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精神》一书的作者认为，实用主义的特点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特性，这些特性“奇妙地同一般美国人的气质一拍即合。……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过去的全部经历已为实用主义的诞生做好准备，如今好像又为它的存在提供基础和依据。”（注：H.S.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由此可见，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既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又适应了美国人对付竞争剧烈的社会生活的要求。正是美国人的求实态度和创新意识才在北美这块并非古老的土地上滋生出最能反映美国社会精神的实用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思潮以其独有的理论方式把实用精神牢牢灌输到美国文化价值观之中。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说，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它培养了美国人的求实作风和进取心，美国的领导是“官僚--实用主义型领导集团”。基辛格以自己的为官之道说出了实用主义的真谛。
    毋庸置疑，从欧洲移民踏上北美大陆起，务实精神便开始发挥着作用，乃至后来成为美国文化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人在自己的日常活动领域无不留下重利轻理的痕迹，美国领导人更是表现出务实态度，唯恐自己的行为悖逆这种“精神”而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带来不测。美国已故前总结尼克松就曾深有体会地说：“领导美国的秘诀在于使美国人相信，你想做的事情符合他们的私利。”（注：引自理查德·里夫斯《美国之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55页。）对美国领导人来说，内政和外交固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所面临的对象截然相异，国内政绩的好坏完全是以给国民带来实际利益或好处来衡量。其实，“务实”作为美国文化的一种价值观，同样对美国决策者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发生显而易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