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务实传统与美国早期外交
    尼克松曾谈到美国开国元勋们在国家初创之际领导国家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危机时所持有的基本思想，“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但也是非常实际的人。……他们知道没有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是无所作为的，而没有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却又是毫无意义的。”（注：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页。）尼克松在这里试图表明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在开国先辈身上的完美结合，为一个新独立国家的崛起创造了绝无仅有的条件。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美国开国先辈的言论包含着“理想”的成分，但他们的举动却完全是出于维护美国在一个纷争世界中的现实利益。实际上，在他们所表露的思想中，现实的考虑显然占有压倒一切的主导地位，只有这样，百废俱兴的国家才能在险象环生的局势下化险为夷。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美国人眼中是美利坚民族的化身，美国人的许多特性在他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虽然很难说华盛顿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但他作为一个时代的巨人，无论是思想还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都对美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领导者，从来不相信在国与国的关系中存在着无私的原则。他出任美国总统后丝毫不追求虚无缥缈的“理想”，而是脚踏实地和一丝不苟地解决美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具体到对外政策上，国家利益是华盛顿奉行的至高无上的原则。他声称：“在国际交往中，任何背逆自己国家利益的国家都不可信赖。在国际事务中，如果没有国家利益作指南，将无任何秩序可言。”（注：施莱辛格：《美国历史的循环》，第76页。）杰斐逊被誉为美国民主体制的主要奠基者，其思想敏锐激进，可称得上美国建国前后的一位伟大政治家和思想家。诚然杰斐逊比较坚持原则，崇尚进步，注重法理，但他绝不是一个充满“幻想激情”的理论家，他所遵循的价值标准是非常讲究实用的。他对实用技艺的爱好近乎着迷，并发明了一些人们实际生活中所需要的技艺，有些还获得了奖励。本杰明·富兰克林在美国人眼中是务实的“典范”，他的政治影响虽然远不及华盛顿和杰斐逊，但他的实用思想却成为美国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政府内也曾权倾一时，举足轻重，他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领导新独立的诸州在一个敌对世界中协调一致，以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约翰·亚当斯、詹姆斯·门罗、约翰·昆西·亚当斯等人都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位居决策高层，他们无不把实现国家利益作为思想与行动的指南。正是在这种务实精神的指导下，这*
    开国先辈在多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之下解决了许多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的问题，为美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他们不会是“用一种声音说话”，更不是“步调一致”地行动，他们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分歧，有时甚至到了互相难容的地步，但他们都是在为美国探讨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发展道路，所以无论在内政上，还是在外交上都留下了深深务实的痕迹。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把美国开国时期称为“现实主义时代”，的确是很有道理的（注：理查德·霍夫斯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页。）。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为了尽快取得对英国的胜利，积极争取到了与英国矛盾突出的国家的援助。1778年2月，美国与法国结为同盟。在当时美国与英国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法国的支持对美国的胜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把自己与欧洲局势的变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789年7月，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随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进行了军事干涉。1793年2月，英国对法宣战，并组成反法联盟，从而使欧洲陷入了经年不息的战乱之中。欧洲的灾难尽管使美国在巨人搏斗的夹缝中生存有了回旋余地，但根据美法盟约，美国必须对法国提供支持。这实际上把美国置于卷入欧洲大国厮杀的境地，直接对美国的独立构成了威胁。以杰斐逊为首的民主共和党人热情洋溢地赞扬法国革命，激起了公众对法国革命及其原则的支持，并要求政府履行条约义务。杰斐逊当然不是为了原则而牺牲美国的利益，他只是想利用法国来打破美国在市场和资金方面对英国的依赖，利用法国作为抵制英国的平衡物。然而联邦政府如果按照杰斐逊等人的主张行事，就得冒与英国重新开战的风险，对一个新独立的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竭力反对美国卷入欧洲的纷争，尤其担心美国与英国交恶会造成两国贸易中断，届时进口税将会锐减，美国势必陷入财政危机，因此与英国保持友好关系至关重要。至于法美盟约，汉密尔顿认为，它已随法国波旁王朝的被推翻而自然中止，美国当然也就不应再为法国承担义务。双方经过在国会内的激烈辩论，汉密尔顿的主张占了上风，实际上杰斐逊等人也希望美国避开欧洲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政府宣布客观上奉行有利于英国的中立政策，法美联盟名存实亡，美国从法律原则上摆脱了卷入欧洲动荡的风险，为巩固国家独立与和平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美国中止与法国的结盟关系并不意味着与英国关系的缓和。自独立战争结束以来，英国并未根据达成的和约完全从美国疆域内撤兵，而是继续控制着一些战略要地，并操纵着印第安人部落与美国为敌。美国宣布中立后，英国竭力阻挠美国商品流入法国，美国的中立权利受到严重侵犯。1794年3月，美国宣布禁运，矛头直指英国，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美国来说，与英国开战显然弊多利少，只会加剧国内的危机，汉密尔顿就断言与英国关系的破裂将导致美国信贷和商业的崩溃。美国力量的孱弱使它无法以强硬态度与英国对抗，为了避免与英国开战，华盛顿派遣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杰伊前往英国进行谈判，经过美国屈辱性的妥协让步，1794年两国终于缔结了著名的杰伊条约。该条约实际上否定了美国一贯坚持的中立政策和海上自由航行原则，美国的海外贸易也受到了种种限制，但也使英国退出了非法占领的美国领土，解决了多年来一直困扰美国的西部印第安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条约的签订消除了美英之间的战争危机，使美国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间。杰伊条约虽然受到共和党人的猛烈抨击，但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它对维护美国独立与生存的重要性。华盛顿政府在妥协让步中度过了与英国关系的危机后，清醒地认识到与欧洲国家纠缠在一起的危险，因此他在离任之时发表了著名的《告别词》，确定了美国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的基调。约翰·亚当斯继任总统后，继续奉行前任的独立外交政策，经过与拿破仑法国的谈判，正式废除了法美同盟，从而使美国不再承担妨碍其实行中立的所有条约义务。杰斐逊任内利用法美矛盾，购买了路易斯安娜，使美国疆土大增。正是开国元勋们在外交上的务实态度，才使美国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外交成就，开创了美国独立外交的新局面。
    美国缔造者们的外交活动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把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发展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国家利益为圭臬，制定和执行了符合美国近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政策，为美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他们那种在外交问题上灵活变通的态度为其后继者树立了楷模，给美国早期外交打上了明显的务实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