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现实主义与美国战后外交
    现实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针对国际关系领域的理想主义学派而发出的挑战，其核心内容是主权国家在争夺国际社会的权力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和追求本国的现实利益。美国不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发祥地，但由于务实精神在美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其开国先辈在外交上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被延续下来，而且不断地根据形势的变化有所发展。因此，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总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外交上悖逆美国的现实利益，他们只是采取不同的方式实现这些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对外政策无一不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贝利就从对美国外交研究中得出了“自身利益是一切外交的基石”的结论（注：托马斯·贝利：《美国外交政策》Thomas A.Bailey,America's Foreign Pol-icy，纽约1945年版，第88页。）。所以，当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出现在国际关系学界时，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早就为它的繁盛提供了必要的养分。信奉现实主义的后起之秀多是出自美国，其代表人物既有理论功底深厚的专家学者，又有位居决策层中的资深外交家，他们提出的观点尽管不相一致，但无一不是以权力政治为核心来阐释国际关系的本质。他们的主张对战后美国外交决策发生了明显的影响。当然，任何理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些命题逐渐失去了昔日的效力。不过，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决不会囿于某一种理论或原则，一般是灵活多变，视势而定，美国外交的务实传统也就体现于此。战后美国政府决策者不会把自己的外交视野局限于现实主义理论提供的框架之内，他们纵横捭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试图制定出最有利于实现美国利益的政策。因此本文所谓的“现实主义”主要指美国开国先辈在外交上遗留下来的传统。只有基于这种考虑，才能对美国战后外交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战后美国的“遏制”战略就是深受权力政治影响而产生的一项政策，尽管对苏联的遏制在二战一结束就在国内决策层中被炒得沸沸扬扬，但遏制政策在理论上的始作俑者却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凯南。1947年7月，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对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从意识形态上系统地分析了苏联与美国敌对的根源，首次公开提出对苏实行“遏制”战略的主张。美国随后在外交政策上展开了一场全国性辩论，对苏实行遏制的呼声占了上风。此后遏制战略长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战后初期美国领导人对国际局势的估计未必都是客观的，凯南在若干年后曾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但美国政府的确从两极对立的设想中获得了许多好处，至少堂而皇之地充当了“自由世界”的领袖，实现了美国多少代政治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不过美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时甚至名曰追求国家利益而实际有悖于国家利益。这样才招致了现实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也才有了战后美国战略的几次大调整，其中尼克松时期的全球战略收缩就明显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尼克松1968年当选为总统后，在外交领域面临着种种挑战，美国力量的不足显得分外突出，他不得不进行全球性战略调整。1969年7月25日他在关岛发表讲话，承认美国不能“负起保卫自由世界国家的全部责任”。1970年2月，尼克松向美国国会提出关于美国70年代对外政策的三项原则，即“实力地位”、“谈判时代”、“伙伴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显示出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明显下降，也说明了美国全球战略将由进攻转入防守。在尼克松主义的指导下，美国结束了与越南的战争，打开了美中关系的僵局，对苏联推行缓和外交，重新调整与盟国的关系等等。这些外交举措反映出了尼克松政府主要决策者的现实主义观。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都是现实主义政治家，尤其是基辛格多年从事美国外交研究，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政治头脑。他特别推崇梅特涅的维持欧洲“均势”思想，主张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以维护美国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的利益。这种主张与尼克松的现实主义观不谋而合，深得尼克松的赏识。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现实主义认识，这届政府的对外政策才自然表现出非常务实的特征。基辛格就提倡“清除对外政策中的一切感情用事”，在处理国家间关系上应该体现出“求实风格”（注：参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250页*
    尼克松之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尽管很少受到现实主义理论的指导，但在解决美国外交所面临的问题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现实主义痕迹。吉米·卡特是以执行“人权外交”而著称的总统，其外交蒙上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实际上，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同样体现了务实特征。卡特时期是美中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经过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于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结束了近30年的敌对状态，对国际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卡特政府还努力解决了直接影响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改善的重大问题，缓和了拉美国家的反美情绪。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卡特政府逐渐地由强调原则转向强调实力，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卡特采纳了布热津斯基的主张，以实力为后盾再次对苏实行强硬政策。“卡特主义”的问世开始了美国外交又一次重大转变，卡特本人虽然因为外交困境失去了连任总统的机会，但他在下台之际的强硬态度仍一度构成了美国对苏政策的基调。里根时期的外交政策意识形态色彩很浓，但务实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葆拉·多布里斯基指出：“里根政府首先确信它想要从其前任的错误和成就中吸取经验教训，它认识到，即使追求理想主义的目的也需要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和深思熟虑的贯彻。”（注：葆拉·多布里斯基：《人权与美国外交政策》Paule J.Dobriansky,Human Rights and U.S.Foreign Policy，载《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1989年春季号，第161页。）里根把对苏联的遏制重新推向高潮，他没有把中美关系发展服从于个人的好恶，而是从美国现实利益出发执行了比较务实的对华政策，他以“软硬兼施，灵活机动”的方式与苏联在第三世界激烈竞争，夺回或扩大了美国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维持了40余年的国际秩序在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发生过程中趋于瓦解，世界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美国作为冷战遗留下来的唯一超级大国，其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这一始料未及的变化过程。客观上讲，自9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对外政策中所包含的“理想主义”成分有明显上升之势，但现实的考虑依然是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的基本出发点，如美国政府从其切身利益出发，在对外关系上，把强调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提到非常高度。布什总统1990年6月27日提出“开创美洲事业倡议”，宣布与拉美国家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伙伴关系”，把开辟一个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计划提上了议事日程。1992年8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达成组建北*
    自由贸易区协定，向着“美洲经济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比尔·克林顿政府除了继续推进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外，还加强了同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克林顿政府尽管在外交上“理想”的调子居高不下，但已明显地向务实方向转变，如在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上，宣布与人权脱钩；重开美日贸易谈判；主动邀请马来西亚总理和印度总理访美等等。这些举措使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打上了务实的烙印。
    从战后美国外交发展来看，即使是在现实主义理论完全左右了美国国际关系领域的时代，美国决策者在实际外交活动中也从未放弃所谓“理想主义”外交所体现的基本内容，而是把它与美国面对的现实更为密切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掩饰美国外交对本国私利的追求，另一方面满足许多美国人的文化优越心态。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就要求将威尔逊用过的办公桌搬进总统办公室，作为继承威尔逊外交的标志。尼克松常说，他只是试图贯彻威尔逊高尚的“道义”原则。以推行“现实主义”外交而著称的尼克松尚且如此，足见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对战后美国外交的影响。正因为美国战后现实主义外交中包含着“理想”内容，所以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提出现实主义与“理想”、“道义”的结合才会使美国外交显现出特色，也才会使美国的现实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基辛格在1994年出版的《外交》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理想主义对美国冷战决策的影响，有些人甚至提出把“理想主义”同“实用政治”这两个对立的术语结合在一起，形成“理想政治”概念，以表示“理想主义”的现实性和实用性。显而易见，美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用“理想”手段实现国家利益的选择，而且的确从中获得了无数的好处。纵观美国对外关系史，“理想”与“强权”虽然从字面上看难以相容，但在美国外交的实践中却达到了有效的统一和“最佳”的结合，其中一个有力的纽带便是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