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劳动交换所 失业工人法规把失业看作暂时的、偶然的、季节性的现象，希望通过一些现存的社会组织、辅以适当的政府资助以帮助失业工人暂渡难关，事实上，失业是长期普遍存在的，需要建立全国性的、长期的、稳定的、与济贫法机构分离的统一组织来解决失业问题。1909年，贝弗里奇开始负责建立由国家资助和管理的全国范围的劳动交换所。在吸取失业工人法经验的基础上，更广泛地为失业工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信息和机会。同时，也为雇主寻找合适的劳动力。失业工人法重在救济工人，劳动交换所侧重帮助工人重新就业。劳动交换所至少在两点上是创新的：它创立了全国性的劳动信息交换体制，到1914年，全国达1400多个；政府部门、机构第一次作为辅助性机关存在而非为了敛钱或出售商品。
    3.失业保险法 在失业工人法、劳动交换所实施的基础上，1910年，丘吉尔、贝弗里奇等人起草了失业保险法。其基本思想就是，既然失业是经常的、不可捉摸的、非个人所能把握的一种灾难，国家就应该平时为工人准备一定的保险金，使其在危机突然降临时保护自己及家人渡过难关。1911年，失业保险法作为国民保险法的第二部分通过。保险金由三方分担。雇主、雇工每周各出资2.5便士，政府出资前二者之和的三分之一，当受保险的工人失业时，每周可得7先令的保险费。每人每年至多可领取15周的失业津贴。适用范围限于建筑、造船等波动较大的几个行业。法令从1912年7月开始生效，受保对象当年即达255万人，1911年失业保险法只是维持部分人失业期间的最低生活，真正保障家庭生活费用和全体工人的失业保险在战后才逐渐实现。失业保险是英国首创，国家负责个人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认识到这一点并付诸于行动是不易的。
    4.其他有关立法 1908年矿工8小时工作法，是第一个对成年男子限制工时的立法。1912年又应矿工的要求通过了矿工最低工资法案。1909年行业委员会法，专门解决“血汗工人”的最低工资问题。同年还颁布了房屋和城镇计划法。这些立法针对某一特定的问题，不同程度地缓解了社会矛盾。
    （三）健康保险法 疾病是又一个主要的致贫因素。1908年，德国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健康保险制度，劳合·乔治访德时专门对此进行了考察，随后又派官员前往研习。他多次强调，与德国的竞争不要仅限于军事方面。经过长期的准备，健康保险法作为国民保险法的第一部分通过了。对象包括16-70岁的体力劳动者和年收入不超过160英镑的职员。保险金同样由三方分担：雇主每周为每位职工缴纳3便士，男工4便士，女工3便士，国家出资2便士。这即是劳合·乔治引以为荣的“9便士对4便士”。保险金的领取标准为，患病男子每周10先令；女子7.5先令；女工产期每周30先令；残废者每周均为5先令。法令于1912年7月开始生效。各地成立保险委员会专门负责。当年受保居民就超过1000万。尽管它的实施范围只涉及有工作的人，但国家对个人健康负责，较老年、失业等问题，更体现了个人与国家关系上的大转变。对此，当时有人作出高度评价。连保守党政治家加文也称它为“社会重建方面的最伟大计划”。（14）丘吉尔自信地预言：“当年轻一代在组织得更合理的社会中生活得更幸福更健康时，会为这一伟大的成就感谢我们的”。（15）。国民保险法是20世纪初立法的高潮及代表。
    （四）儿童、教育等方面的改革 当时，在儿童、教育方面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其一为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其二，强制教育没有相应解决青少年的贫穷与健康问题，导致英国国民身体素质的普遍下降。英布战争期间，约40%的应征入伍者体检不合格，还有许多人根本无资格应征。（16）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影响到国家劳动及军事后备力量的补充及水平。长远来看，危及大英帝国的根基，法国比英国更早面临婴儿高死亡率导致的劳动力补充不足的问题，因而较早采取一些保护婴儿健康成长的措施，如免费为贫困家庭的婴儿提供洁净的牛奶、为母亲提供食物等。1893年建立免费的医疗保健制度，为贫困家庭的母亲和婴儿服务。20世纪开始，在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活动。1906年，婴儿出生登记成为法律，便利了婴儿的检查与保健。成立婴儿福利中心，为产妇和婴儿提供帮助。创办专门学校，教授贫困母亲如何护理婴儿。种种努力，成效显著。婴儿死亡率从1901年的151‰降为1912年的95‰，到30年代，降至30‰。（17）对大一点的儿童，1906年教育法为在校穷人家庭的孩子提供膳食，费用主要来自专门的税收。1907年起为所有在校学生免费检查身体。1912年起检查与治疗相结合，开始了对儿童真正意义上的医疗服务。1908年儿童法，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被誉为“儿童宪章”。成立第一个少年法庭，对儿童以教育代惩罚。成立少年咨询委员会和少年职业局，帮助即将离开学校的少年寻找合适的工作。凡此种种，极大地改善了青少年的身体状况，有利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福利有时是钱，有时是服务”。（18）儿童、教育等方面的立法及有关改革多以社会服务的形式出现，而社会服务正是“福利国家”的本质所在。（19）
    （五）1909年财政革命 社会立法需要财政作基础；这一时期与德国的海军竞争也达到白热化程度。两方面均要求国家能够调动大量的资金。1909年，新任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财政预算案，大幅度提高所得税、遗产税、土地税、间接税，同时降低低收入者的税率，并给贫困家庭发放儿童补贴。（20）预算案引起的争论不亚于任何一项社会立法。下院誉之为“人民预算”，而上院斥之为“劫富济贫”。劳合·乔治强调“这是一项战时预算，是要筹措款项来对贫穷和污秽作不妥协的斗争。”（21）同时申明这只是“减少小部分人的欢乐来缓和千百万人的悲哀”。（22）从而否定了对私有制的根本改变。经过一年的争论，预算案成为法律。1910年所得税从3200万英镑增加到4700万英镑。国库收入从1.5亿增加到2亿英镑。税收的增加为社会立法的实施提供了保证。
    1909年财政预算案不同以往，它大张旗鼓地用国家税收调节社会收入再分配，成为后来“福利国家”运行的主要手段。说它是一场革命也许不为过分。预算虽然没有改革所有制的性质，但却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次严重冲击。它表明，资本主义发展使生产日益社会化，社会日趋大众化，从而要求财富尽可能社会化，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财政革命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经济作出调整，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较为广阔的前景，不啻是“向未来发展的一块跳板”。（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