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英格兰是西欧“萌芽”最早的国家之一，但“萌芽”究竟最早产生于工业还是农业，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到，“与工人为敌的关于雇佣劳动的立法，在英国开始于1349年爱德华三世的劳工法”（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48、373、406、806-807页。）。 农业中资本主义发生的条件，是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而按E.A.科斯敏斯基的意见，“十三世纪英格兰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地租形式已是货币地租”（注：E.A.Kosminsky,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Oxford,1956,p191.据他研究， 13世纪后期，货币地租在地租总量中的比重，在英格兰各地区大约分别是：东部61%，南部76%，西部79%，北部52%。（E.A.Kosminsky,ib,p194-195 ）。），因此在英国农业中很可能在13世纪以后也会有资本主义萌芽。不过，无论是在别的地方还是在英格兰，发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阵地恐怕还是工业领域，特别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轻纺业，因为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在这里比较容易。事实正是如此。在英国，从14世纪中叶起，城市商业资本开始逐渐向乡村羊毛工业渗透，并在呢绒业中催生出资本主义幼芽，显示出强劲的势头和气象。萌芽的典型形式，是所谓“外放加工制度”（putting out system），它虽然原创于威尼斯，但在英格兰才得到充分展示。它以两种形式出现：一些商人为了把乡村毛纺工人纳入自己控制之下，对其原料和产品都实行“包买”，但并不关心和介入他们具体的生产过程，从而形成分散的“家内制”呢绒业；而另一些商人则以不同方式直接投资于乡村工业，并逐渐把分散的家庭工人集中于他控制的作坊之内，从而形成早期的工场手工业。其结果，便是乡村呢绒工业的普通兴起，以致被史家们称为英国的“民族工业”。据研究，在1561-1562年伦敦出口的呢绒，来自格洛斯特郡的26个生产中心中，只有几个称得上是城市，大部分是乡镇（注： G·Ramsay,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loth Industry in 1561 -2.English Histoyical Review,V.57.NO.227,1942.），到17 世纪初，在格洛斯特郡，从事毛织业者2，637人，其中乡村工人占95%。（注：A.J.Tawney,An Ocell pational Census of the Seventeenth,Century,Economic Hisrotical Review,V.5,1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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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西欧之外，在大凡商业贸易和商业资本的发展达到相当程度、而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又有所松动的地区和国家，也都涌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我们在奥斯曼、中国和日本所看到的那样，所不同者只是早晚和程度而已。
    奥斯曼这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14至16世纪曾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很可能是西欧之外最早产生过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而不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作为东西方交通的必经之地，在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初期，奥斯曼地位的优越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使之成为当时仅次于西欧的最大的商业区，巴格达、开罗、伊斯坦布尔和布尔萨（Bursa）（注：布尔萨（Bursa），位于东经29°04’、北纬40°11’，地处马尔马拉海的南岸，与北岸的伊斯坦布尔遥遥相对，1326年始纳入奥斯曼帝国版图。G.Barraclough ed.,The Times ConciseAtlas of World History.New Jersey,1992.p49。）先后成为伊斯兰世界重要的商业中心。而伊斯兰主义不仅不反对发展商业和贸易，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它为所谓“伊斯兰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Islam）提供了精神支柱，因为《古兰经》不仅不反对财产的不平等更不反对获取大量的财富和“报酬”：“你看我怎样使他们中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17∶21）；“我将他们在今世生活中的生计分配给他们”（17∶21）；“使他们彼此相差若干级”（43∶32）；“安拉曾准许贸易”（2∶275），但商人们应“禁戒重利”并使用“公平的秤”（11∶85）（注：引自约·阿·克雷维也夫：《宗教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144页；朱寰等编：《世界上古中世纪教学参考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页。）。正因为如此， 在伊斯兰世界财富的积累曾达到很高的水平，如有人对1467-1468年间布尔萨的319名个人财产统计研究后发现，其中拥有10，000阿克（akches）财产者占84.1%，财产在10，000-50，000阿克者为12.6%，但有3.3 %的人其财产在50，000阿克以上。（注：H.Inalcik,
    CapitalFormation in the Offoman Empire,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29,No.1（1969），p108-109.）但伊斯兰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商业和消费者借贷资本主义”（acommercial andconsumer-CreditCapitalism）（注：S.Labib, Capitalism in Medieval
    Isla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29.No.1（1969），p93.），也从中孕育和培植了大批“商业和工业资本家”，他们从事的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注：H.Inalcik,op.cit.p108,116.），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据统计，在1586年布尔萨的丝织业中，仅25家作坊主就拥有织机（looms）483台，其中7人共拥有织机41 台（每人4-9台），10人共拥有织机136台（每人10-20台），6人共拥有织机200台（每人21-40台）。 研究表明，在这些人中，最大的两位作坊主，分别拥有织机46和60台，花于劳工工资的费用至少5000杜卡特（ducats）。（注：H.Inalcik,op.cit.p144.）H·艾拉尔塞克在研究了这里的资本主义萌芽后，写道：“此种工业的劳动落入三类人之手：奴隶（kul）、徒工（shāgid）和承诺按公开的市场标准支付工资的工人。每星期六，作坊主和第三类工人在城内指定的地方集合，由6 个叫做ehl-i hibre中的两位有经验的成员，在那里为主人挑选所需要的合适的工人。工资按编织的原料为价值的一定比例确定，提前一周支付。”（注：H.Inalcik,op.cit,p155.）我们认为，此处所说的“第三类工人”在性质上应是早期自由雇佣劳动者，虽然是每周在市场上招募，却不一定是临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