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国，早在1936年时，吕振羽就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在中国曾有“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注：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黎明书局1937年版，第491-492页。）的萌芽，但这一观点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至今在史学界仍争论不休。据说，根据马克斯·韦伯的意见，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得益于“新教伦理”所激发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没有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因而便产生不了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萌芽的温床，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商品化，而不是什么“新教伦理”，凡是在社会经济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地方，商业资本就可能转化为产业资本，催生出资本主义幼芽来。据外国专家研究，宋元丰时铁产量已达12.5万吨， 相当于欧洲17 世纪末的水平。（注： R.Hartwell,Markets,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rprise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Century Chinese Iron andSteel Industr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26.1,1966.）元末明初以后，棉花、蚕桑、甘蔗、烟草、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扩大，在江浙、珠江、太湖、湖广、川中等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种植区，成为民族工业发展的基础。以北京、南京、 徽州为中心形成大小商路不下200条，（注：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并带动了大批市镇和市墟在全国的兴起，以贩商、牙商、铺商、钱庄、票号为主要成分、以江浙、湖广、山西、安徽商人为主要代表、有浓厚中国特色的商业资本应运而生。到鸦片战争前，有可靠的证据显示，全国商品的总流量已在白银3.9亿两以上，其中来自棉花的价值约占1／ 4。（注：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吴承明等发现，在36个传统手工业中，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已遍及20个行业，包括纺织、采矿、铸铁、造纸、制瓷等等，而在江南某些丝织业中尤为明显。（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8页。）据史书记载，明朝中、后期，苏州丝织业分化日益扩大，有的已拥有织机20-40余张、雇工数十人，其主人已被认为是“以机杼起家”、“室至数万金”、甚至“百万金”的作坊主了；（注：张瀚：《松窗梦语》卷六。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八。）在这类产业中，雇工们自己没有织机，专以出卖劳动力为生，属于“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计日受值”者之列，（注：《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一，万历二十九年七月。参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1 页。）显然已初具自由劳动者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资本方面还是从劳动方面来看，要否认其资本主义萌芽性质，恐怕是很难的。
    最后，再来说日本。日本被称为亚洲唯一“脱亚入欧”的国家，在经济上不会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如果说日本资本主义萌芽于“江户时代”后期（1716-1845年），那么为其萌芽准备温床的工作在此之前就开始了。（注：日本学者南亮进认为，日本农业，“在工业化以前就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600年到1872年其年增长率为0.3%。 〔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7页。）从1582年开始的“太阁检地”到1588年的《刀狩令》，不仅使兵农分离并使之固定化，也使武士从此脱离农村而居于城市，由此引出以确定农民年贡、杂役负担量为主要目的石高制，以适应兵农分离后对粮食的巨大需求。农民先把用石数表示的米谷作为年贡上缴领主，领主再将其在城下町和以三都为中心的中央市场出售，由此造成了一种普遍性的“消费和商品经济”（注：〔日〕竹内理三等《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02页。）。德川幕府建立后，禁止人身买卖和使用家奴，（注：吴廷缪：《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
    重新调整大名领地并把它们分配给“三百大名”（注：Takao Tsuchiya,An Economic History of Japan.Porcupine Press,Inc.1977.p148.作者还说：“这一措施促进了城市商业和借贷的发展，因为从农民那里征收来的大多数年贡都是卖给城市商人的，这些商人从中获得大量利润而变成资本家和高利贷者。”（p149）“三百大名”只是一个大致的数目，实际是二百六、七十名（见竹内理三等《日本历史辞典》，第111页。）；约翰·惠特尼·霍尔说，17世纪初为295个，到中期减为245个，统治末期是276个，见作者著：《日本--从史前到现代》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2页。），同时，为了增加年贡来源，又通过代官、村吏等招农民包垦荒地，从而强化了日本农业商品化的趋势。德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以大坂、江户、京都为中心，形成了全国性商业网。例如，秋田藩的棉纺业，原棉由大坂沿西行航路运来，在秋田纺纱织布后再运往藩外出售。正是在这种商品经济的涌动中，18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的幼芽开始在日本萌生，商人通过“问屋”包买农村手工业品进行贩卖，他们预付定金到期收购；或贷给农民原料令其加工，然后付给微薄加工费（实物）收买成品。往后，除原料之外，还预借生产工具给农民，如在棉织业中由商人借棉纱、织机等，生产者只出卖劳力而不必使用自己的工具，加工费也改用货币工资形式。这种被称为“前贷制”的包买制度，其实就是西欧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流行的“外放加工制度”的翻版，因而是日本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再往后，有的商人开始招集农民进行集中生产，在此形式下生丝、织机、机房皆为商人所有，“机织下女”即女工在生产中已有所分工，这就造成了一种更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在历史上被称为“机屋”。据研究，18世纪中后期，此种工场手工业已存在于绢织、造纸、酿酒等行业，遍及桐生、足利、甲府、福井等地，乃至全国许多地方。到1867年，即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各生产部门的这类工场手工业已达420个， 其中至少有1／4是建立于1854-1867年间（注：参见周一良《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521页。）。由此可见，在日本，不仅在1868年明治维新前就已有了周一良先生所说的“资本主义关系”（注：参见周一良《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 期，《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521页。）的萌芽，而且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从封建社会内部孕育出来的。关于这一点，周先生35年前所作出的结论，至今看来仍是不可动摇的。
    从以上的考察不难看出，资本主义萌芽作为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经济因素，即使按严格的定义即把它看作一种采用工资雇佣劳动从事剩余价值生产的生产方式，既不是西欧某国才有的现象，就是在亚洲也不限于一国的范围。总之，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