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有一种意见以为，在西欧以外的国家，譬如中国这样的国家，未发现像西欧那样的“外放分工制度”（putting-out system）， 因而不能说它有资本主义萌芽。这种看法恐怕不妥。
    这只是形式问题，而不是本质问题。判断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应看是否有新的生产关系产生：（1 ）看它的生产是否以利润的追求或以出售为主；（2）看它是否采用了工资雇佣劳动形式；（3）看劳动者是否摆脱了依附关系而拥有人身自由。离开了这些标准，即避开争论的本质问题，来谈是否存在“萌芽”问题，在学术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说在西欧之外在历史上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认为这在奥斯曼、中国和日本都不存在问题，正是根据这些标准。
    讲到形式，还必须指出：第一，“外放分工制度”的采用，并非仅在西欧国家发现过，在东方某些国家或地区也存在过，如日本的“前贷制度”即是。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第二，在西欧各国，在所有已发现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也不一定主要采用这种所谓“外放分工制度”，如在佛罗伦萨的毛织业中，虽然也采用过“外放分工制度”，但“合伙制”似乎更流行；第三，“萌芽”并非限于纺织业，在航海业和采矿业中或许出现更早，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谈不上什么“外放分工制度”，对此马克思曾有过明确的诊断。因此，不能以此为标准来否认西欧之外的资本主义萌芽。
    其实，如前所述，资本主义萌芽并非什么神秘的“天外来客”，它乃是社会经济生活走向商品化的必然产物，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了这种趋势，也就有了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因为它是孕育资本主义的温床：第一，它培植了商业资本家；第二，它刺激了对商品的社会需求；第三，使封闭的农本社会发生结构性解体，所有这些都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必不可少。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定性作用，只能出自一个来源，即广大群众的市场需求”，或叫做“需求的大众化”（注：马克斯·维贝尔（韦伯）：《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
    当然，就“萌芽”本身而言，从全球的角度观之，有几点尚需在此说明：第一，就“萌芽”的时间来看，虽然东方和西方都先后发生了“萌芽”，但比起西方来东方显然来得要晚，至少要晚大约二三百年。第二，其发展过程前途很不一样，大致可分为如下三种类型：（1 ）持续发展型（如英国）；（2）中间断裂型（如意大利）；（3）藕断丝连型（如中国）。第三，从总的趋势看，西欧各国虽然有些曲折，但最终基本上确立了资本主义体制，但只有英国堪称成功的“典型”；而东方各国虽有所发展，但最终基本上都失败了，而未发展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形态，只有日本是个“例外”。从而在东西方之间显示出巨大的差异来，这其中包涵的丰富的历史内涵，是难以用三言两语来说明的，当专文论述。
    但尽管如此，我们终不能武断地说，资本主义萌芽仅是西欧某一国才有的历史现象，而它以外的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与此无缘，根本无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这既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已发现的历史事实，乃是一个应当抛弃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