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乔治·凯南与杜鲁门主义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其复杂性，就在于二者之间既有分歧也有相通之处这种二重性。如果忽视乃至否认此种分歧，就难以正确地说明凯南在1949年失势的原因，更难以正确地阐明美国遏制战略演变的全球化、军事化趋势；同样，如果忽视乃至否认二者之间的共性，就无法正确地说明凯南的遏制理论何以同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就凯南与杜鲁门主义的分歧来说，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涉及的问题也很多，在这里，我们想集中讨论三个重大事件：
    其一，向欧洲提供援助问题，这是二者分歧的发端。众所周知，杜鲁门总统1947年3月12 日在国会两院特别会议上发表了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它宣称：“在当前世界历史关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生活方式的抉择”；希腊、土耳其受到的共产党领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和由此产生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很可能危及整个中东和欧洲，甚至给全世界带来灾难；“无论是通过直接侵略还是间接侵略将极权主义政权强加给自由国家人民都破坏了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破坏了美国的安全”；美国负有领导“自由世界”的使命。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创造条件，使我们和其他国家能共同建立一种不受逼迫的生活方式，“首先通过提供经济和财政援助，帮助希腊、土耳其这类国家“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实现经济稳定和政治有序〔19〕。凯南则批评杜鲁门主义允诺向所有呈现共产主义迹象的地区提供援助，它没有明确美国海外利益的主次之分，只会使美国负上重荷。对外援助应该在美国经济、技术、财政能力的限度内进行。凯南只同意对希腊提供援助，但不赞成向土耳其提供援助。因为那里既没有共产主义的严重渗透也没有游击队活动〔20〕。“从与我国资源的关系来看”，“最应该首先援助欧洲”〔21〕。
    其二，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此乃导致艾奇逊排斥凯南的直接原因。凯南最初曾赞成瓜分德国〔22〕。但在1948年柏林危机爆发后，他开始怀疑这样做的价值。凯南提出了一个“脱离接触”解决方案，建议美、苏、英、法四国占领军同时从德国主要地区撤至边缘地区。这些军队将作为一支警备部队，监督和观察德国政府履行非军事化义务，也可行使四国管制的某些职能，但不负民事责任；终止军政府，建立一个拥有实际权力和享有真正独立的德国政府。凯南强调，“只有在主要盟国离开德国而不是在军政府内再进一步通力合作，才能使德国统一起来。只要占领区边界存在一天，德国就无法统一；而只要俄国军队留着不走，占领区边界就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下去”。目前，欧洲虽已分裂，然而“横贯整个欧洲大陆的这条分裂线尚未牢固确定”，“苏联还没有准备好发动另一次战争，德国的反共情绪比通常日子要强烈得多，苏联卫星地区因严重的骚动和不满而动荡不已”。在这样的时刻搞“脱离接触”正其时也。不然，“即使我们能等待（这是可能的），甚至其它欧洲国家也能等待（这是比较可疑的），我不认为德国人能再等待。德国人在政治上总有一天要起变化，而且不能不起变化”。当然，凯南自己也不认为“在这一方式下重建德国是解决德国问题的满意方法”〔23〕。俄国未见得立即接受它。但是，这能使美国在将来的谈判中居于主动地位；并且就象马歇尔计划一样，把拒绝撤军的责任推到莫斯科身上。如果俄国决定接受它，这个方案也能为最后协定提供一个基础〔24〕。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凯南认为，“苏联的基本意图仍然是用政治手段来征服西欧，在这个计划中，军事力量只作为恫吓的手段起重要作用。西欧的根本弱点是经济凋敝，内部不稳，这才给共产主义以可乘之机，也是这些国家领导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西欧需要军事同盟和重新武装的要求，“主要是主观上的，是由于他们思想上不能正确地了解他们的地位而造成的”。“倘若他们想要从共产主义压力下拯救出来的话，最好和最有希望的行动方针是为经济复兴和内部的政治稳定而斗争”。因此，美欧之间签订长期的集体防务协定并非是对付苏联控制欧洲的主要办法，也不能消除苏联政策的危险性〔25〕。但在杜鲁门政府其他高级决策人看来，“最重要的问题是莫斯科的进攻能力，而不是它现在的意图”〔26〕。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8年3月和11 月制定的两份文件中这样阐述了对苏联的估计：“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征服世界。”在这方面，他们已经取得了“令人忧虑的成功；为了最终实现其目的，苏联不仅利用各种合法、非法的政治经济手段”，如有必要还可能诉诸战争；对苏防御政策绝非“有效手段”，美国必须组织“世界规模的反击”〔27〕。“在可预见的未来，对美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苏联的敌意图谋和可怕的威力以及苏维埃制度的本质；苏联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心理战具有危险的潜力，除非美国或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政策给以足够的抵制，否则它足以通过战争以外的手段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并打乱它的传统机构；与苏联开战的危险已足以有理由使美国按照常情采取有备无患的措施。”〔28〕杜鲁门政府的决策者对凯南的意见大不以为然〔29〕，偏执于对抗苏联的办法唯有“加强欧洲的军事实力和社会组织，现时还需加上美国的实力”〔30〕。因此，德国的分裂、北约之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军援法”，是一套顺理成章的安排。其含义，不仅仅是普通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产物，而是自觉地维护一种共同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此后，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重心从政治、经济领域转向军事领域，冷战的战场也从欧洲转到亚洲。
    其三，关于朝鲜战争中的“北进”战略问题，这是在凯南已被解除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职务、即将离开国务院时发生的。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的决策人几乎众口一词地强调说，这次战争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回避这个挑战，将使美国在台湾、日本、东南亚、西欧乃至西德的威信受到极大损害〔31〕。如果只能将北朝鲜军队打回“三八”线以北，就仍然潜伏着战争再起的可能性，只有北进越过“三八线”，武力统一朝鲜， 才能根除隐患〔32〕。并且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在军事上， 将破坏苏联在其远东领土与毗邻地区之间构筑起来的战略体系；在政治上，联合国监督下的朝鲜统一，将推动日本阻止苏联的扩张，动摇中国对苏联的一边倒〔33〕。这种主张，是以对世界形势、对苏、中两国动向的错误判断为依据，当时就遭到凯南的批驳。他指出：“不能认为苏联是将朝鲜战争作为世界大战的第一步，或者是将美国的力量消耗在边缘地区的一系列局部战争的开端。苏联只不过是想得到南朝鲜的控制权。”朝鲜的事态乃是“内部冲突”〔34〕。从朝鲜半岛对苏联的战略重要性上来看，“克里姆林宫很难接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自己不能支配、不能控制的政权”。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苏联就会直接或通过中国对此作出军事反应。应该将朝鲜统一的长期目标与将北朝鲜军队打回三八线以北的短期目标区分开来，将地面作战限定在三八线以南地区〔35〕。凯南特别强调指出：“将朝鲜永远保持在苏联势力范围以外，这超出了我们的能力”，美苏之间应建立“真正的外交接触”，尽早实现停战，恢复战前状态〔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