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这些文件都强调：“从合众国的战略观点来看，保全从日本至印度支那的沿岸岛屿这个锁链，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东南亚是自日本南下至印度大陆遏制共产主义线上所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共产党控制了东南亚，那么， 中近东和澳大利亚则将被攻陷〔51〕；还将“危及欧洲的稳定和安全”、 “使美国在太平洋近海岛屿链条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严重危及美国在远东的根本利益”、日本因此也可能“同共产主义妥协”〔52〕。其二，这些文件无不主张：美国在亚洲战略的根本目标是“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53〕；“把在印度支那边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这个决定，当作比阻止共产主义者向东南亚其他部分侵略更为广泛的研究课题加以考虑”，“把保护合众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安全保障上的利益作为优先事项”〔54〕；“防止东南亚国家落入共产主义轨道，帮助它们增强抵抗内外共产主义的意志和能力，并巩固自由世界”〔55〕；“促使亚洲有关国家的发展，以使任何国家或联盟都不能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保障”〔56〕。其三，这些文件都提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不仅应维持美国在亚洲大陆沿海岛屿中已占有的军事基地，加强在日本、冲绳、菲律宾的地位，还应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发展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实力，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自立和政治稳定：不与中共建立任何政治经济关系，在东南亚寻求日本经济的替代市场〔57〕，使其能够从事对美国和亚洲非共产党地区的稳定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军需生产和劳役〔58〕。凡此种种，它说明了PPS51 号文件乃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另一个源头。如果说艾奇逊的“烂苹果论”与杜鲁门政府的欧洲冷战紧密相关，PS51号文件则开启了美国在东南亚热战的帷幕，说它“成为此后20 年遏制主义的基础”也决不为过〔59 〕。
    倘若认为“多米诺理论是在NSC48／1文件中首先提出的”〔60〕，或者认为“多米诺理论在1950年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中首先提出， 并明确写在1952年初题为《美国关于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声明之中”〔61〕，应该说，这些看法既没有能揭示作为观念形态的“多米诺理论’的渊源，也没有能够正确阐释乔治·凯南在美国遏制政策史上的地位。凯南与杜鲁门主义的诸多共通之处，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揭示了二者的分歧又属于遏制手段的不同。
    注释：
    〔1〕Walter Lippmann,The Cold War:A Study in
    U. S.Foreign Policy.N.Y.1947,p.31,p.43.
    〔2〕T.G. Paterson
    ed, Containment andCold War,Massachusetts,1973; Foreign Affairs,Vol.56,1978,January;The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Relations ,Newslettter,Vol.IX 1978,March,pp.23-25;1978,June,pp.26-27.
    〔3〕〔4〕G.F.Kennan.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ChicagoUniv.Press,1951,pp.114-139;p.121,p.125,p.126.
    〔5〕G.F.Kennan,Memoirs,1925-1950,pp.358-359.
    〔6〕〔9〕〔26〕〔41〕J.L.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Oxford Univ.Press,1982,p.40;p.37;p.84;pp.62-63.
    〔7〕〔13〕〔15〕〔16〕〔17〕〔23〕〔24〕〔25〕〔27 〕〔28〕〔29〕〔46〕FRUS,1948,Vol.Ⅰ，pp.621-622;pp.510-514;pp.518-525;Vol.Ⅱ，pp.1288-1295;pp.1320-1338;Vol.Ⅲ，pp.285-287;Vol.Ⅰ，p.546;pp.667-668;Vol.Ⅱ，pp.1287-1288;Vol.Ⅲ，p.849.
    〔8〕〔51〕FRUS,1949,Vol.Ⅰ，pp.386-387;Vol.Ⅶ，pp.1215-1220.
    〔10〕〔12〕〔14〕〔18〕〔20〕〔21〕FRUS,1947,Vol.Ⅰ，pp.770-771;Vol.Ⅲ，p.227;Vol.Ⅵ，pp.536-540;p.227.
    〔11〕T.H.Etzold and J.L.Gaddis,eds,Containment:Document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Strategy,1945-1950,Oxford Univ.Press,1978,p.113.
    〔19〕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三联书店1974年中译本，第2卷，第120～121页。
    〔22〕FRUS,1946,Vol.V,pp.516-520.
    〔30〕〔31〕〔45〕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Years in the State Deparment,N.Y.1969,P.376;P.405;P.293.
    〔32〕〔33〕〔34〕〔35〕〔36〕FRUS,1950,Vol.Ⅶ，p.272,pp.393-395,pp.458-461;p.373,p.386,p.387;pp.502-510;p.520;pp.449- 454;p.623.note〔1〕。
    〔37〕托·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6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