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方面的分歧归结到一起，它说明：杜鲁门主义的核心在于“全球遏制”。它是以两极思想、普遍主义民族利益观念为基础和特征的。在杜鲁门主义那里，所谓“遏制”，首先是遏制苏联式政治经济制度外延的扩大。在追求实现这一战略目的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手段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唯独极端轻视外交在解决争端、避免对抗方面所具有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凯南与杜鲁门主义的分歧属于两种不同的国际政治观、两种不同的遏制战略论的范畴。
    我们对凯南与杜鲁门主义的分歧作如是观，并非意味着有意淡化二者之间的相通、共同之处。倘若我们去其粗末、取其精宏，就会看到二者之间的相通与共识远远大于二者之间的相异与分歧。这些共同点，也是杜鲁门政府乃至以后历届政府在冷战时期所持的主要观念，奠定了美国冷战政策的基石。
    首先，无论是凯南的均势遏制还是杜鲁门主义的全球遏制，都将苏联视作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将遏制苏联作为处理美国对外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和固定不变的万应灵药。诚如J ·威廉·富布莱特后来所论：“我们有一种哲学能在事先向我们解释每件事情，而每一件与之不符的事情，就可以轻率地被说成是欺诈、撒谎或幻想。”〔37〕其恶果，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亚洲事务中往往“无良计可议、无良策而行”〔38〕。
    其次，在凯南的均势遏制战略中，推动德、日两国的经济复兴乃是实现遏制苏联建立欧亚均势的重要法宝。凯南还将在其积极推动下产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 号文件（将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从民主化政策转向经济复兴）〔39〕，自诩为“继马歇尔计划后，他在政府任职期间最有建设性的贡献”〔40〕。杜鲁门主义同样是循着经济稳定→政治稳定→遏制苏联这一思路看待对外援助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41〕。1947年秋，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部际政策协调委员会认定：欧洲、亚洲大陆国家的贫困、饥饿和社会经济混乱、政治动荡，“为苏联的扩张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要遏制苏联，首先要“改变有利于其扩张的基本条件”，“恢复经济的健全性”〔42〕。唯其如此，在战后美国对外关系史中才会呈现这样一种趋势：美国政府的官方援助与民间对外投资虽然同时并举，但官方援助的规模远远大于民间海外投资；对外经济援助与对外军事援助虽然并行不悖，但在朝鲜战争以前，经济援助为主；朝鲜战争爆发后才逐渐转向军事援助为主〔43〕。当然，毋庸赘言，美国对外援助有力地刺激着美国经济的繁荣。我们在这里想强调指出的是，这些援助也使美国人养成了一种思想习惯，即认为美元能够买到外交朋友和国家安全。
    再次，凯南和杜鲁门主义无不极端重视美国所承担的义务的不可分割性，在充满灰色的地方，只看见黑色和白色，以不尽相同的方式表述了同一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对国际政治的这种认识，导致了战后美国在亚洲冷战中打了两场热战。因此，有必要单作辨析。
    三
    在战后美国遏制政策发展史中，直接明白无误地以“多米诺骨牌”作为类比，说明美国在印度支那和东南亚遏制政策的必要性，“多米诺理论”成为美国遏制战略中的专门术语，始自艾森豪威尔总统1954 年4月7日声明。当时， “科普利新闻社”的罗伯特·理查兹请他评论一下印度支那对自由世界的战略重要性。艾森豪威尔回答说：首先是“它具有生产世界所需要的物资的这样一个地点的特有价值”。其次，“是面临着许多人类遭受与自由世界为敌的专制统治的可能性”。最后，“是随着你们称之为‘多米诺’理论而产生的更为广泛的考虑。你摆好一排多米诺骨牌，你推倒第一块，那么最后一块肯定也会迅速倒下”。如果美国全部放弃东南亚，随之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将是丢掉整个印度支那，然后依次丢掉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更糟的是，丢掉东南亚很可能是接着丢掉日本、台湾和菲律宾，从而威胁澳大利亚、新西兰〔44〕。然而，艾森豪威尔并非“多米诺理论”的始作俑者。
    如前所述，杜鲁门总统在1947年3月12日演说中提出了希腊、 土耳其形势的发展对中东、欧洲、全世界可能带来的影响问题。在此之前，副国务卿艾奇逊在陪同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会见国会领袖，以解释援助希、土政策必要性时曾经颇形象地以“烂苹果”比喻事态发展的这种连锁反应性质：“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苏联对直布罗陀海峡、伊朗、希腊北方施加的压力使苏联有可能在巴尔干获得突破，从而可以向三个大洲渗透。就像一个烂苹果会引起一桶苹果都烂掉一样，希腊的腐烂会传染给伊朗和伊朗以东的所有国家，它还会通过小亚细亚和埃及传染给非洲，并通过意大利和法国传染给欧洲〔45〕。这乃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雏形。
    就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而论，凯南是在1948年在两处提出类似看法的。一是在分析意大利形势的报告中说，“如果共产党在意大利选举中获胜，就将从根本上动摇我们在地中海、可能还包括在整个西欧的地位”。他建议，在选举前宣布意共为非法组织，如果爆发内战，美国就加以干涉〔26〕。二是在评论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推翻荷兰殖民统治、建立共和国这一事件时表露出来的。凯南认为，印度尼西亚“是我们当前与克里姆林宫斗争中最重要的问题”。印度尼西亚坠入共产主义，意味着泰国和马来亚的迅速崩溃，并且“导致从西伯利亚到苏门答腊这个地域被一分为二”。这样一来，共产主义就将“控制我们的东西方全球交通线”，并将澳大利亚置于危险边缘。“共产主义经过大陆西向席卷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美国应该把印度尼西亚作为从北海道到苏门答腊的沿海岛屿链防线中的重要阵地，使其成为在亚洲大陆上对抗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力量。”〔42〕如果说在这里反映出来的只是凯南相当注重印度尼西亚在美国亚洲遏制战略中的地位，那么，在稍后一段时间奉艾奇逊国务卿之命起草的政策设计委员会第51号文件--“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当中，凯南则将这种逻辑推而广之，系统地阐述了东南亚战略地位重要性和美国的政策选择。
    该文件指出，“东南亚作为包括橡胶、锡和石油在内的原料产地和沟通东西、南北半球交通的十字路口，对自由世界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克里姆林宫之所以谋求东南亚的控制权，当然部分是为了攫取东南亚的资源和交通线，但其直接目标，很可能是重要的目标，是不愿意让它们落入我们手中。”“中国共产主义权力的扩大，对我们来说是政治上的严重失败”，“若共产主义进而席卷东南亚，我们就必然遭受政治上的大溃退，其影响将扩及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中近东以及那时暴露于危险边缘的澳大利亚将受到影响”。“中国被共产党征服后，东南亚便成了从日本向南伸展到印度半岛这一遏制线上的致命环节。世界这一部分的三个主要非共产党基地--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东南亚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控制。如果失去东南亚，尤其是失去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那么，这三个基地势必陷于彼此隔离的境地。如果能保住东南亚，这条锁链便将继续在世界这一部分存在下去，并且逐步形成一股相互依存和融为一体的对抗斯大林主义的力量。”东南亚“当前的重大问题”，乃是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的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斗争掩盖了东南亚的真正敌人俄罗斯帝国主义。这一问题，不论是全面支援荷兰、法国殖民主义，还是无限制地支持“好战的民族主义”，或者是采取回避态度，都无法解决。“美国应尽可能顺应真正的民族主义潮流”，“援助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领袖保持其权力和推进政治、经济稳定。”鼓励他们阻止苏联、中国的扩张。东南亚各国将来虽然应该逐渐实现经济的“多样化”。但是，为了实现美国关于日本、印度、西欧的自立化这一目标，当前仍然应该在“垂直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该地区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即发展“作为原材料产地的东南亚”与“作为制成品产地的日本、西欧和印度”之间的“经济的相互依存”〔48〕。1949年7月1日，该文件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1号文件提请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但是，艾奇逊并没有敦促会议将该文件作为国家政策正式采纳，而是要求把它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继续进行亚洲研究的参考资料。两周后，艾奇逊又将该报告作为“参考资料”送往各驻外机构〔49〕。此后，该文件有关“美国应尽可能顺应真正的民族主义潮流”的见解，始终遭受冷遇，直到十六年以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举行“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政策”听证会时才重见天日〔50〕。尽管如此，该文件有关东南亚战略地位重要性、支持非共产党政权和日本与东南亚关系模式的见解，几乎完全被杜鲁门政府继承下来，甚至就连表述的文字也何其相似乃尔！征诸杜鲁门政府此后有关亚洲政策、印度支那、东南亚政策的NSC48／1、NSC48／2、NSC48／5、NSC64、NSC124／1这些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历历在目。